1993年7月，武汉进入梅雨季节。
林晚晴在纺织厂传达室收到航空信封，邮戳盖着“香港上环”，信纸边缘有海水渍般的纹路。
陈嘉树在信里说：“深圳的电子厂像蜂巢，每个格子里都装着不同的乡音。”
随信夹着张深圳世界之窗的门票，埃菲尔铁塔模型旁用铅笔写：“等你来看真的巴黎。”
车间黑板报登出首批下岗名单，赵建国用粉笔在“林晚晴”三字旁画了颗歪歪扭扭的心。
她摸着工装裤口袋里的BP机，屏幕上“959595”的未读留言己攒了七条，最后一条是：“后天去武汉，带了盒蛋挞。”
母亲把蛋挞塞进煤炉：“港人的甜腻东西，吃了烧心。”
林晚晴蹲在厨房补袜子，听见父亲在里屋咳嗽着翻《毛泽东选集》，书页间掉出张泛黄的工作证——1953年武汉纺织厂建厂留念。
陈嘉树的桑塔纳停在家属楼前，引擎盖落满槐花。
他递给林晚晴一个纸袋：“给伯父的酒。”
里面是瓶未拆封的茅台，瓶身印着“改革开放十周年纪念”。
父亲隔着纱窗喊：“工人家庭不喝剥削阶级的酒！”
纸袋底漏出张照片，是年轻时的母亲与穿白大褂的女人合影，背景是香港启德机场。
1994年春，林晚晴在深圳沙头角制衣厂踩缝纫机。
工牌编号0749，与陈嘉树的传呼机尾号相同。
苏敏教她用港币买菠萝油：“嘉树哥最近总去中英街，听说在倒腾电子表。”
第一个月工资换成粮票寄回家，附信里写：“这里的月亮像被海水洗过，比武汉的亮。”
夜班结束时，她在厂区围墙发现株紫色野花，极像纺织厂裂缝里的那株，摘下夹进《读者》，却在花瓣间看见半枚紫荆花的徽章台风“珍珠”登陆那晚，陈嘉树浑身湿透地撞进制衣厂宿舍。
他口袋里的BP机闪着红光：“紧急呼叫959595，速来中英街。”
两人挤在铁皮棚下躲雨，他指着对面灯火通明的香港：“我爸说，那边的人把内地劳工叫‘阿灿’。”
林晚晴摸出包里的钢笔，在他掌心画了朵矢车菊：“那你是什么？”
他握住她的手，腕间疤痕擦过她虎口：“我是想带阿灿看维多利亚港的人。”
远处的启德机场亮起导航灯，像他手表上的荧光指针。
母亲寄来包裹，里面有袋梅子干和张剪报：《武汉纺织厂改制方案通过》。
梅子干里藏着张黑白照片，年轻的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旁边站着穿白大褂的女人——正是陈嘉树办公桌上的那张合影。
陈嘉树的办公室搬进罗湖写字楼，大班台玻璃板下压着张泛黄的出生证明，婴儿姓名处写着“陈墨生”，母亲栏盖着模糊的蓝印。
他对着深圳河抽烟时说：“我妈说，我出生那天，维多利亚港的雾特别浓。”
1996年元旦，林晚晴在陈嘉树西装内袋发现枚紫荆花领带夹。
夹子里藏着张小纸条，用英文写着：“For my sunshine, 1967.” 她想起他曾用粤语念自己的名字，“晚晴”与“ sunshine”发音相近。
纺织厂传来消息，赵建国因倒卖VCD光碟被拘留，拘留证上签字的民警姓陈。
陈嘉树的传呼机开始频繁收到“L.C.”的留言，他每次看到都迅速删除，却被林晚晴瞥见最后的“想见你”。
1997年6月30日，深圳街头挂满五星红旗。
林晚晴在制衣厂加班赶制回归纪念T恤，突然接到苏敏电话：“嘉树哥在尖沙咀码头！”
她赶到时，暴雨正冲刷着“中英街”界碑。
陈嘉树倚着栏杆，手里攥着支南洋双喜，面前停着辆挂“港A”牌照的奔驰。
车上下来的白发男人戴着同款紫荆花领带夹，看见林晚晴时，瞳孔骤缩如针：“你母亲是不是叫林月如？”
在香港半山别墅，林晚晴看见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她穿着白大褂站在实验室，胸前工牌写着“联兴电子首席研究员”。
陈嘉树的父亲摔碎相框：“她偷走了‘凤凰计划’的数据！”
暴雨夜的轮渡上，陈嘉树把撕碎的出生证明撒进海里：“我妈说，你母亲是我的奶妈。”
纸片漂过1997年的邮票，背面“中环邮政总局”的铅笔字被雨水晕开，露出底下的英文签名：L.Y.R.（林月如）。
1998年立春，林晚晴在深圳城中村收到两封挂号信。
第一封盖着香港监狱邮戳，陈嘉树用钢笔写：“他们说我涉嫌走私，但我更像走私了自己的人生。”
信里夹着枚紫荆花徽章，背面刻着“1967-1997”。
第二封来自武汉，母亲的信里掉出张泛黄的DNA检测报告，“亲子关系概率99.7%”的字样被红笔圈住。
报告日期是1993年7月，正是她收到第一封香港来信的月份。
BP机在这时震动，屏幕跳出串陌生数字，后面跟着：“我是陈墨寒，想见见妹妹。”
她摸出抽屉里的红梅钢笔，笔尖悬在“武汉中山路28号”的信封上，远处传来香港回归一周年的烟花声，像1993年轮渡上的马达轰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