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巴比伦大街上，让这座伟大的狂野城市将它花哨的爪子搭上我的肩头。乌托里约诺斯。就连这名字听起来都像一杯掺了糖精的廉价朗姆酒，甜得发腻，后劲却让你头痛欲裂。一九九九年的最后一个月，空气中挤满了某种集体性的、歇斯底里的期待，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吉他弦，随时都会啪地一声断裂，抽在某个幸运儿的脸上。
街上热得像个醉汉的呼吸，潮湿，黏糊，带着一股海腥、廉价香水和两百万人蒸腾出的欲望混合在一起的味道。霓虹灯是这里的霸主，它们用氰化物的紫、**绿的翠，和某种叫不出名字的、介于桃色与谎言之间的粉红，蛮横地涂抹着夜空。西班牙语、克里奥尔语，还有几种我压根分辨不出的语言碎片，像流弹一样在汽车喇叭和萨尔萨舞曲的间隙里穿梭。每个人都像是在奔赴一场午夜后就会失效的约会，脚步匆忙，眼神闪烁，仿佛只要跑得够快，就能把旧世纪的霉运统统甩掉。
巴比伦，名副其实。街这边，穿着丝绸衬衫、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的家伙们，正把大面额钞票塞进脱衣舞俱乐部门童手里，那门童的笑容假得像塑料花。街对面，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蜷在巷口，影子被拉得老长，像一道被遗忘的污迹。橱窗里的电视机正声嘶力竭地播放着政治广告，某个笑容可掬的家伙保证会带来“一个新千年的崭新黎明”，屏幕的冷光映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像一摊融化的铁屑。
我点了支烟，让烟雾在肺里打了个转。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乌托邦，建立在沙滩、美元和无数个被悄悄抹去的名字之上。我的搭档凯文曾说，这里是天堂的等候室，只可惜，大多数人都拿错了号码牌。
一辆粉色的凯迪拉克像艘华丽的废船，慢悠悠地驶过，低音炮震得我胸骨发麻。车里的人冲某个穿着亮片短裙的姑娘吹口哨，笑声放浪形骸。就在不远处，“小乌托邦”夜总会的霓虹招牌像个巨大的、慵懒的眼睛，俯瞰着它的领地。我知道那地方，也听说过“大乔治”的名字。在这座城市里，你总会听说一些名字，它们像水下的暗礁，大多数船只平安驶过，只有少数倒霉蛋会撞得粉碎。
我看着一个穿着不合身西装的家伙，正把一块印着“黄金时代电子产品！千禧年特惠！”的招牌往橱窗上挂。崭新的自动贩卖机在店里闪着冷冰冰的金属光泽，承诺着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满足。不知怎的，那玩意儿让我想起棺材，光洁，标准，里面装着人们自以为需要的东西。
我把烟头弹进排水沟，看着那点红光被积水呲啦一声吞没。这城市正忙着给自己涂脂抹粉，准备迎接它盛大的新年派对。但我嗅到了，在所有的香槟和香水味下面，有一股味道正从裂缝里渗出来。那是血的味道，陈旧，冰冷，带着铁锈的腥气。
它可不在乎什么新千年。
可是人们，已经等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