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国三十八年的深秋，南京城落了场冷雨。
秦淮河畔的老戏园“凤鸣班”早已没了往日的喧嚣，朱漆剥落的大门紧闭着，
门楣上褪色的匾额在雨雾中透着股萧索。我站在巷口，看着檐角滴落的水珠砸在青石板上，
溅起细碎的水花，恍惚间，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那个午后。那年我十六岁，
刚从苏州老家被师父带到南京，成了凤鸣班的小角儿。师父给我取了艺名“玉屏”，
说我眉眼像极了当年红遍江南的昆曲名旦，盼着我能继承衣钵。初到南京时，
凤鸣班正是鼎盛时期，班主是唱武生的张老板，一手《长坂坡》唱得满堂彩，
戏园里天天座无虚席。我第一次见到阿尘，就是在凤鸣班的后门。
那天我刚唱完《游园惊梦》，卸下钗环换了素衣，提着戏箱往住处走。巷子口停着辆黄包车，
车夫正蹲在地上，用块破布擦着车把。他穿件洗得发白的短褂，裤脚卷到膝盖，
露出结实的小腿，脚踝处还沾着泥。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
我这才看清他的脸——算不上多俊朗，眉眼却干净得很，尤其是那双眼睛，
亮得像浸在水里的黑曜石。“姑娘，要车吗？”他站起身，声音带着点怯生生的沙哑。
我摇摇头，刚要走，却发现戏箱的锁扣松了，里面的水袖滑了出来。他眼疾手快地弯腰捡起，
递过来时指尖不小心碰到我的手，烫得我猛地缩回了手。“对不住。”他连忙道歉，
耳根红了。我接过水袖，低声说了句“多谢”，抱着戏箱快步走了。走了几步回头看，
他还站在原地，望着我的背影，见我回头，慌忙低下头，继续擦那辆黄包车。后来才知道，
他叫陈阿尘，是个乡下过来的穷小子，爹娘早亡，跟着同乡来南京拉洋车讨生活。
凤鸣班的角儿们大多住得远，常雇他的车，一来二去，也就熟了。阿尘的车擦得格外干净，
车轮上总抹着油，跑得又稳又快。别的车夫拉活儿爱绕远路，他却从来都是抄最近的道，
收的钱也比别人少两文。班主常说：“阿尘这小子，实诚。”我渐渐也成了他的常客。
每次唱完夜戏，他总在戏园后门等着，车灯昏黄的光映着他挺直的脊背。我上车时，
他会用手护住车沿，怕我碰头；下车时，他又会提前垫块干净的布，怕我弄脏了鞋。
“玉屏姑娘，今天的《霸王别姬》唱得真好。”有次下车时，他忽然说。我愣了愣，
他从不跟我搭话，顶多问两句“今天累不累”。“你也听戏？”“嗯，”他挠挠头，
“就在门外听了几句，觉得……虞姬死的时候，你哭得真像。”我的心猛地一颤。那出戏里，
虞姬自刎时，我是真的落了泪。台下的看客只当是戏，却没人知道，
我是想起了老家早逝的母亲。从那以后，我们渐渐多说了几句话。
他会跟我讲拉车时遇到的趣事：城南的张老爷总爱在车上打瞌睡，
口水差点流到他的衣领上；城西的小媳妇每次都要带串糖葫芦，上车前总会塞给他一颗。
我也会跟他说戏园里的事：谁又抢了谁的戏份，谁的水袖绣得最精致。他话不多，
总是我在说，他在听，偶尔“嗯”一声，或者笑一笑。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会弯成月牙，
露出两颗整齐的白牙，像个没长大的孩子。有次唱完戏，下起了瓢泼大雨。
我站在门廊下发愁，阿尘忽然从怀里掏出块油纸，小心翼翼地铺在车座上，
又拿出件粗布蓑衣：“姑娘，披上吧，别淋坏了身子。”蓑衣上还带着他的体温，
混着淡淡的皂角香。我披上蓑衣上了车，他把车篷拉得严严实实，只留条缝透气。
雨声噼里啪啦地打在车篷上，车厢里却格外安静，能听到他粗重的喘息声，
还有车轮碾过积水的声音。“阿尘，”我忽然开口，“你为什么来南京？”他顿了顿，
声音透过雨幕传来，带着点闷：“俺娘说，南京城大，能挣钱。等挣够了钱，
就回老家盖间瓦房，娶个媳妇，安安稳稳过日子。”“那你想娶个什么样的媳妇？
”我问完就后悔了，脸颊烫得厉害。他沉默了半天，才低声说：“像……像姑娘这样的，
就好。”车厢里瞬间安静了，只有雨声还在哗哗地响。我的心跳得像擂鼓，
攥着衣角的手全是汗。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到他又说：“俺知道配不上姑娘，就是……瞎想。
”我没说话，把脸埋在蓑衣里，闻着那股干净的皂角香，心里又酸又甜。
二民国二十六年的夏天，南京城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焦躁的气息。
街面上的告示换得越来越勤，上面的字越来越刺眼——“日寇逼近”“全民抗战”。
戏园里的看客越来越少，有时候一场戏下来，台下稀稀拉拉坐不满十个人。
张老板整天唉声叹气，把自己关在房里喝酒。角儿们也人心惶惶，有的偷偷回了老家，
有的托关系去了上海。我也想走，可师父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玉屏，戏比天大，
只要还有一个看客，就得把戏唱下去。”阿尘来得更勤了。他不再只等在后门，
有时候会绕到戏园前门，买个最便宜的站票，在角落里站一整晚。散戏后，
他拉着我穿过空荡荡的街道，车灯的光在寂静的巷子里拉得很长。“姑娘，
要不……你跟俺走吧？”有天晚上，他忽然说，“俺老家在山里，偏僻，日本人找不到。
”我摇摇头：“阿尘，我不能走。戏园还在，我就得留下。”他没再劝，
只是把车拉得更稳了。过了几天，他拿来个小小的布包，塞到我手里：“这里面是俺攒的钱，
你拿着。万一……万一有什么事，能派上用场。”布包里是些零碎的银元，
还有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加起来不算多，却是他起早贪黑拉车攒下的全部家当。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阿尘，这钱你自己留着。”“你拿着！
”他把布包往我怀里一塞，语气带着从未有过的固执，“俺是个男人，饿不死。
你一个姑娘家，手里有钱，俺才放心。”那天晚上，我抱着那个布包，
在戏园的后台坐了一整夜。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落在落满灰尘的戏服上，
像一层薄薄的霜。我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比戏更重要。八月中旬的一个清晨，
日本人的飞机轰隆隆地出现在南京城上空。警报声凄厉地划破天际，
街上的人尖叫着四处奔逃。我和几个没走的师兄师姐躲在戏园的地窖里，
听着外面炸弹爆炸的声音，地动山摇，像是世界末日。不知过了多久，外面安静下来。
我们爬出来一看，戏园的屋顶被炸塌了一半，后台的戏箱被埋在瓦砾里，
那些绣了几十年的戏服、插了几代人的头面，全毁了。张老板站在废墟前，
忽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像个孩子一样瘫坐在地上：“完了……凤鸣班，
完了……”我看着那片废墟，心里空落落的。师父说戏比天大，可当戏园都没了，
戏还能唱到哪里去？那天下午，阿尘找到了我。他的黄包车被炸毁了，
胳膊上划了道长长的口子，渗着血。“姑娘，你没事吧？”他抓住我的手，声音都在抖。
“我没事。”我看着他流血的胳膊，眼泪掉了下来，“你的车……”“车没事，
俺再买一辆就好。”他不在意地摆摆手，从怀里掏出个用油纸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
是支完整的凤钗——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支头面，上次唱《贵妃醉酒》时戴过，
没想到他居然从废墟里找了出来。“阿尘……”“姑娘，别难过。”他把凤钗塞到我手里，
“戏园没了，咱们可以再建。只要人在，就有希望。”可他错了。日本人进城了。
三南京城彻底成了人间地狱。枪声、哭声、惨叫声日夜不停。街上到处是尸体，
有的被烧焦，有的泡在水里。昔日繁华的秦淮河，如今漂满了浮尸，河水都变成了暗红色。
我和几个师兄师姐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靠着阿尘偷偷送来的干粮活命。他不敢白天来，
只能趁着夜色，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日本人的封锁线。每次来，他身上都带着伤，
不是被枪托砸的，就是被刺刀划的。“阿尘，你别再来了！太危险了！
”我看着他背上的伤口，心疼得直掉泪。“俺不来，你们吃什么？”他咧嘴笑了笑，
露出的牙却带着血丝，“俺命硬，死不了。”有天晚上，
他带来个消息：日本人要抓年轻姑娘去做慰安妇，让我们赶紧走。
“俺已经跟城外的老乡打听好了，有条小路能出城，今晚就走。”我们跟着他，
在漆黑的巷子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月光被乌云遮住，四周一片漆黑，
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和日本人巡逻的脚步声。走到城墙根下，阿尘让我们先爬过一个缺口，
他断后。就在这时，手电筒的光柱扫了过来，伴随着日本人的喝骂声。“快跑！
”阿尘推了我一把，捡起块石头就冲了上去。我回头看了一眼，
看到他被几个日本兵围在中间，棍子和枪托不停地落在他身上。他像一头受伤的野兽，
死死地抱着一个日本兵的腿，不让他们过来追我们。“阿尘！”我撕心裂肺地喊着，
想冲回去，却被师兄死死拉住。“别管了！快走！”师兄拖着我，翻过城墙，
跌跌撞撞地往城外跑。我一边跑，一边回头，直到再也看不到那片火光，听不到他的声音。
眼泪模糊了视线，嘴里全是血腥味。我们逃到了乡下，躲在一个破庙里。日子过得很苦，
每天只能挖野菜充饥，晚上睡在草堆里。可我夜夜梦见阿尘，梦见他被日本人打的样子，
梦见他塞给我凤钗时的眼神。我常常对着那支凤钗发呆，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如果他死了，
我该怎么办？如果他活着，他会不会怪我丢下他跑了？过了几个月，
听说南京城里的日本人稍微收敛了些，我不顾师兄师姐的反对，执意要回去。我要去找阿尘，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回到南京城，我几乎认不出它了。到处是断壁残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