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已经擦黑了，金黄的稻田里只剩下零星的几片稻草，母亲坐在田埂上，汗湿的衣衫紧贴着背，喘着气，捶着腿。
父亲蹲在田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劣质烟卷，沉默不语。
邮递员踩着嘎吱作响的二八大杠停在我家门口，一脚撑着地，从车把手的邮包里翻出一封信，高声喊道：“林浩然！你家有大学通知书！”我手一松，镰刀从掌心滑落，掉进稻草堆里。
我直起腰，大步朝着邮递员跑去，指尖在裤腿上蹭了几下，才接过那封薄薄的信封，封口上盖着鲜红的邮戳。
母亲几乎是颤着手接过去，像是在摸什么稀世珍宝。
父亲也凑了过来，皱纹堆满的脸上，浮起几分从未有过的神情。
我拆开信封，几行铅字在昏黄的灯光下映入眼帘：“兹录取林浩然同志入江南大学经济管理系。”
母亲的眼泪一下就掉了出来，手背在围裙上抹了抹，抬起头看我，眼神里是压抑不住的欣喜。
父亲咳了一声，捏了捏手里的烟头，闷声道：“好事，咱们家，终于出个大学生了。”
可是，我的心底，却升起一丝不安。
学费呢？生活费呢？这一去就是四年，我该怎么办？没人说破这个现实，母亲只是拍了拍我的手背，红着眼睛道：“你放心，妈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学！”可我心里清楚，我们家能砸的锅铁，早就砸得差不多了。
2两天后，村里给我办了酒席，父亲难得喝了几杯高粱酒，拍着桌子说：“这孩子有出息，将来可是咱们林家的光！”苏婉清是最后一个来的。
她穿着一身浅色的连衣裙，头发编成两条麻花辫，手里拎着一小包点心，低着头，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给你的。”
她把点心递到我手上，指尖蜷缩了一下，又缩回去。
我愣了一下，笑道：“哪来的？”“我妈做的。”
她抬起头，眼神带着点不自在，“说你上大学了，得吃点好的。”
她的母亲是镇上的小学老师，性格一向严厉，小时候我和她坐前后桌，只要我捣乱，就少不了被她母亲拎着耳朵训话。
可就是这样一个严苛的女人，竟然愿意亲手做点心让我带去学校。
我心里有些说不出的滋味。
“谢谢阿姨。”
我低声道，手指摩挲着纸袋的边缘。
“你呢？”她忽然看着我，目光专注，“你会回来吗？”我抬起头，和她的视线撞在一起。
这一刻，我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3两天后，我去镇上找刘叔借钱。
刘叔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家里有几亩田，日子过得比我们宽裕些。
可当我开口借钱时，他皱着眉，犹豫了半天，最后长叹一口气，拍拍我的肩：“浩然，你是个好孩子，叔真想帮你，可家里孩子多，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我咬紧牙关，勉强挤出个笑：“我明白，刘叔，没关系。”
回去的路上，天有些阴沉，镇上的大喇叭里正播放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女声悠扬，带着一种憧憬未来的热情。
可我的未来，在哪呢？我坐在桥头，低头看着身下的河水。
秋风吹过，卷起水面一层层细密的涟漪。
许久，我才深吸一口气，朝着家里走去。
刚到院子口，就听见屋里传来母亲压抑的抽泣声。
“这可怎么办？他要上学，我们拿什么给他交学费？”父亲的声音沉沉的：“实在不行……就让他别去了。”
我心里一颤，脚步顿在原地。
半晌，我转身往另一条路走去。
4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镇上火车站，买了一张去深圳的硬座票。
我没告诉任何人。
揣着身份证和二十块钱，我坐在候车厅的长椅上，看着站台上的列车呼啸而过，心里一片茫然。
我知道，深圳有机会，有工厂，有数不尽的发财梦。
我在报纸上看过，在村里的收音机里听过，那是一座可以改变命运的城市。
我不能上大学了，可我不想就这么回到田地里，过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广播里传来检票的声音，我攥紧拳头，深吸一口气，走向站台。
当列车缓缓驶离车站时，我透过窗户，看见了站台上的一个熟悉身影——苏婉清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列车远去。
她应该早就知道了。
我抿了抿唇，背过身，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心里轻轻地念了一句：“苏婉清，我会回来的。”
第二章：初入商海1985-1987年1我到深圳的时候，是一个闷热的午后。
火车站外，挤满了背着蛇皮袋、推着自行车的南下青年，空气里混杂着汗水和廉价香烟的味道。
有人拿着小广告在人群里穿梭，大声喊着：“工厂招人！包吃包住！工资四十块起！”我站在人群里，捏着兜里仅剩的十块钱，四周望了一圈，突然有些茫然。
这是深圳，所有人都在寻找机会，所有人都想改变命运，可我连今晚住哪儿都不知道。
我没敢去车站附近的旅馆，拖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沿着街道走了很久，最终在一家人力市场门口停下。
里面是拥挤嘈杂的人群，皮肤晒得黝黑的男人们围着一块黑板，仔细看着上面手写的招工启事——“电子厂招普工，男工40，女工35，包吃住，计件制，月薪50-80。”
“建筑工地急招泥瓦工，日薪5块，供饭。”
“外资厂招流水线工人，学徒期30，转正70，英语优先。”
我的目光停在最后一行。
——外资厂。
那是深圳最赚钱的地方。
2两天后，我正式成为了一家港资电子厂的流水线工人。
工厂坐落在蛇口工业区，厂房宽大而整齐，工人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服，在长长的流水线上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我的工作是组装录音机的外壳，每天站十个小时，装配上千个零件，手指经常被尖锐的塑料划破，疼得钻心。
可我不在乎。
每天晚上十点下班，我会多留一个小时，站在技术员旁边，偷偷看他们调整机器；周末别人睡懒觉，我去仓库帮忙，顺便记住所有零件的编号和用途。
我没念完大学，但我知道，机会不会凭空落下来，我只能自己去抢。
三个月后，组长叫我去办公室。
“林浩然，你做事很踏实，我推荐你去设备组。”
设备组是工厂的“精英”部门，工资比普通工人高一倍。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门口，看着远处霓虹灯闪烁的高楼，心跳得飞快。
深圳这座城市，真的可以改变命运。
31986年，我升任组长，工资涨到了150块，够寄钱回家，也够让我在城中村租间单人房。
我买了第一台属于自己的录音机，晚上躺在床上，听邓丽君的《小城故事》，想起江南的夜色和苏婉清的眼睛。
她现在在哪里呢？是不是已经嫁人了？有时候，我会写一封信，塞进信封里，又撕掉。
我怕她知道我只是个工厂组长，怕她看到我的字里行间，藏着难以启齿的自卑。
但命运从不等人停下。
这一年，我遇见了赵国栋。
4赵国栋是个地道的商人，穿着熨帖的西装，手腕上戴着金表，笑起来带着一丝精明的味道。
他是我们工厂的供应商，负责电子元件的采购，时常出入厂区。
有一次，他来巡查设备，我恰好在调整一台失灵的焊接机。
他站在一旁看了一会儿，忽然笑着问：“小伙子，你读过书？”我抬头看他，点了点头。
“学过经济管理？”“学了一点。”
赵国栋沉吟片刻，拍了拍我的肩：“年轻人，愿不愿意跟***？”我的心猛地一跳。
“你是说……”“工厂的活儿，赚死工资，翻不了身。”
赵国栋笑了笑，眯起眼睛，“我在做贸易，缺个得力助手。”
我盯着他，好一会儿才问：“能赚多少？”他竖起一根手指。
“底薪一百，提成另算。”
我握紧拳头。
我要跳出工厂，去见更大的世界。
5跟了赵国栋之后，我才知道深圳真正的生意人是怎么赚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