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筒子楼的公共厨房，永远弥漫着一股复杂的、难以言说的气味。
那是煤球燃烧后略带刺鼻的烟味，是陈年油垢在高温下缓慢释放出的腻歪，是各家各户锅里翻腾的、带着时代印记的寡淡饭菜混合在一起的气息。
下午五点，正是这气味交响乐渐入高潮的时刻，锅铲碰撞声、家长里短的吆喝声、小孩追逐的尖叫声，在狭窄的、被油烟熏得发黄的走廊里嗡嗡共振。
我，李梅，国营纺织厂会计，正守着蜂窝煤炉上那只边缘有点豁口的旧铝锅。
锅里是几片蔫头耷脑的白菜叶，在稀薄的汤水里载沉载浮，旁边可怜巴巴地卧着两个黄中泛灰的窝头。
蒸汽顶得锅盖噗噗作响，却带不来半点油水的香气。
手里捏着刚发下来的、薄薄几张纸片——肉票、油票、糖票，像捧着稀世珍宝，又沉甸甸地压着心口。
这点定量，得精打细算撑到下个月，给丈夫张建军碗里多添点油星，他厂子里扛大包，体力消耗大。
“吱呀——”沉重的、仿佛带着怨气的推门声，蛮横地撕开了厨房里惯常的嘈杂。
我下意识回头。
门口，堵着一座移动的“小山”。
婆婆王秀兰，六十五岁，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斜襟罩衫，稀疏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倔强的小鬏。
最醒目的，是她背上那架油黑锃亮、沉甸甸的“蝴蝶牌”老式缝纫机头，用一根粗麻绳牢牢捆着，勒在她单薄的肩膀上，压得她整个人向前佝偻着，像一张绷紧的弓。
她脚边还放着一个鼓鼓囊囊、打着补丁的蓝布包袱。
汗水顺着她沟壑纵横的脸颊往下淌，可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像探照灯似的，精准地扫过厨房里每一张错愕的脸，最终牢牢钉在我身上。
“妈？”
我手里的锅铲差点掉进锅里，心猛地往下一沉，不祥的预感瞬间攫住了我，“您…您这是？”
王秀兰没立刻答话。
她先是重重地、像卸下千斤重担似的把缝纫机头“哐当”一声撂在油腻的水泥地上，震得旁边摞着的几个空碗碟一阵哆嗦。
她直起腰，长长地、极其夸张地吁出一口气，抬起袖子用力抹了把脸上的汗水和灰尘的混合物，这才叉起腰，目光炯炯地环视一圈，声音洪亮得能盖过所有锅碗瓢盆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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