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通常是在凌晨三点半的上海醒来的。
不是那种慵懒的、被晨光或鸟鸣温柔唤醒的苏醒。
是被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闹钟尖利的、足以刺穿耳膜的嘶鸣，硬生生从短暂且混乱的睡眠里拽出来的。
骨头缝里都透着酸，像是被拆开又胡乱组装过无数次，每一个关节都在嘎吱作响地抗议。
眼皮沉重得如同挂了铅坠，粘在一起，每一次强行分开都伴随着一阵干涩的刺痛。
出租屋里弥漫着一股混合着廉价外卖、汗水、灰尘和陈旧家具的、难以言喻的气味，沉甸甸地压在胸口。
窗外，这座庞大无匹的城市还在沉睡的余韵中喘息。
高架桥上车流稀疏，引擎声遥远而沉闷，像巨兽模糊的梦呓。
远处几栋写字楼零星亮着窗户，是和我一样被生活驱赶的可怜虫。
冰冷的空气从窗户缝隙钻进来，舔舐着裸露的皮肤，激起一层鸡皮疙瘩。
我挣扎着坐起身，动作迟缓僵硬，像一个生锈的提线木偶。
床板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目光习惯性地扫过床头柜。
上面没有温馨的家庭合照，只有一张皱巴巴、边缘磨损的A4纸打印照片。
照片上是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咧着嘴笑，眼睛亮晶晶的。
这是去年春节前，我逼着前妻王娟发过来的。
她当时在电话里不耐烦地说：“拍什么拍，忙着呢！
孩子好得很！”
这张照片，是我疲惫灵魂唯一能抓住的浮木。
我用指尖，隔着冰冷的空气，轻轻描摹着照片上儿子小宝的轮廓，然后是女儿妞妞的。
指尖悬停着，仿佛能触碰到那遥远的、带着奶香气的温热。
小宝，妞妞。
这两个名字在我干涸的喉咙里滚了滚，咽下去，带着铁锈般的苦涩。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出租屋浑浊的空气呛得我喉咙发痒。
该起来了。
为了他们。
为了这个被距离和冰冷电话线维系着的，摇摇欲坠的“家”。
第一份工：外卖骑手。
在晨曦尚未完全撕裂夜幕的灰蓝时分，我已经跨上了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里都响的二手电瓶车。
头盔的带子勒在下巴上，有点紧。
冰冷的金属车把透过薄薄的手套，贪婪地汲取着手心的热量。
手机导航的机械女声在空旷的街道上显得格外清晰：“您有新订单，请尽快前往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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