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通常是在凌晨三点半的上海醒来的。
不是那种慵懒的、被晨光或鸟鸣温柔唤醒的苏醒。
是被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闹钟尖利的、足以刺穿耳膜的嘶鸣,硬生生从短暂且混乱的睡眠里拽出来的。
骨头缝里都透着酸,像是被拆开又胡乱组装过无数次,每一个关节都在嘎吱作响地抗议。
眼皮沉重得如同挂了铅坠,粘在一起,每一次强行分开都伴随着一阵干涩的刺痛。
出租屋里弥漫着一股混合着廉价外卖、汗水、灰尘和陈旧家具的、难以言喻的气味,沉甸甸地压在胸口。
窗外,这座庞大无匹的城市还在沉睡的余韵中喘息。
高架桥上车流稀疏,引擎声遥远而沉闷,像巨兽模糊的梦呓。
远处几栋写字楼零星亮着窗户,是和我一样被生活驱赶的可怜虫。
冰冷的空气从窗户缝隙钻进来,舔舐着裸露的皮肤,激起一层鸡皮疙瘩。
我挣扎着坐起身,动作迟缓僵硬,像一个生锈的提线木偶。
床板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目光习惯性地扫过床头柜。
上面没有温馨的家庭合照,只有一张皱巴巴、边缘磨损的A4纸打印照片。
照片上是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咧着嘴笑,眼睛亮晶晶的。
这是去年春节前,我逼着前妻王娟发过来的。
她当时在电话里不耐烦地说:“拍什么拍,忙着呢!
孩子好得很!”
这张照片,是我疲惫灵魂唯一能抓住的浮木。
我用指尖,隔着冰冷的空气,轻轻描摹着照片上儿子小宝的轮廓,然后是女儿妞妞的。
指尖悬停着,仿佛能触碰到那遥远的、带着奶香气的温热。
小宝,妞妞。
这两个名字在我干涸的喉咙里滚了滚,咽下去,带着铁锈般的苦涩。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出租屋浑浊的空气呛得我喉咙发痒。
该起来了。
为了他们。
为了这个被距离和冰冷电话线维系着的,摇摇欲坠的“家”。
第一份工:外卖骑手。
在晨曦尚未完全撕裂夜幕的灰蓝时分,我已经跨上了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里都响的二手电瓶车。
头盔的带子勒在下巴上,有点紧。
冰冷的金属车把透过薄薄的手套,贪婪地汲取着手心的热量。
手机导航的机械女声在空旷的街道上显得格外清晰:“您有新订单,请尽快前往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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