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的女儿，生来便是秤上的筹码。”
姑姑十六岁那年，她的聘礼换回三间商铺时，我在账本上学会了打算盘；
堂姐的婚宴摆满三十桌鲍参翅肚时，我在玉米地里背完了《民法典》；
而当我亲手撕碎二十万的卖身契时，大伯才发现——
那些年漏雨的屋檐下，我早已用铅笔尖在墙缝里刻满了“反抗”的法条。
重男轻女的家族里，每个“赔钱货”都明码标价。
但没人算得到，我用了二十年时间，把自己磨成了一柄淬毒的刀。
01
从记事起，我就知道在徐家，女儿的命运就是等待被交易的商品。
姑姑十六岁时，被卖给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富商。
那天，我躲在后院的草垛后面，看见姑姑哭着求奶奶：“我不想嫁，我还想读书……”
奶奶抬手就是一个耳光：“读什么书！你爹都给你找好人家了，几间店面呢，你还想咋样？”
堂姐高中刚毕业就被许配给邻村暴发户的儿子。
订婚那天，我在厨房帮忙，听见大伯和那家人讨价还价：“三层小楼，一楼是门面房，这彩礼不过分吧？我女儿嫁过去可是要给你们家当牛做马的！”
甚至我那个才上初中的表妹，现在就被定给了镇上开矿的老板家。
她才十三岁，还扎着两条羊角辫，却已经被标好了价码。
所以当我考上省城最好的大学时，大伯的眼神格外阴冷。
我们家住在徐家祖宅最破败的偏院。
屋顶的破瓦年久失修，每逢下雨，母亲就要摆满十几个脸盆接雨。
而穿过一道墙，大伯家的三层小楼灯火通明。
他们家三个儿子在院子里放烟花时，震得我们屋里的墙灰簌簌往下掉。
母亲总是躲在漏雨的厨房里抹眼泪。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在这个家族里，不生儿子的女人是原罪，生了女儿的母亲更是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