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由旧约和新约两部分组成，涵盖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历史和信仰。
《诗经》则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305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俗、情感和思想。
圣经与诗经在内容、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历史时期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它们分别代表了西方宗教文化和东方文学传统的不同方面。
尽管两者是不同文化中的重要文献，但它们之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
有一次与一位英国朋友马丁聊天，谈起中国传说中治水的大禹很可能就是圣经中的挪亚，他问了我两个问题：一是时间问题，马丁问禹的年代距今多少年，我回答约4000年，他说那正是亚伯拉罕的年代。
我仔细查了一下年代表，禹的年代距今约4000至4200年，而亚伯拉罕距今约3900至4000年。
圣经记载从洪水到亚伯拉罕出生不到300年，这样算的话禹的年代和挪亚也就差不多了。
当然年代越久远越难以精确考证。
二是名字问题，马丁说挪亚的意思是“休息”，我想是不是翻成“安息”也可以？
我查了100年前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其中对“禹”的释义有三个：一是“虫”，二是“辅”，三是“舒”，这其中“舒”比较符合“休息”或“安息”之意。
而“虫”也与挪亚有密切关系，因为挪亚方舟是所有“虫”的保护者，中国字里唯有这个“虫”字可以指代一切动物，比如老虎叫“大虫”，蛇叫“长虫”，老鼠叫“老虫”（南方话），更不用说昆虫了。
而“禹”字中真的就包含一个“虫”字啊。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诗经》和《尚书》是最古老的典籍，其中所记载的中华始祖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人物，一个是禹，另一个叫“后稷”，至于炎黄燧人这些所谓的始祖其实是后人虚构出来的人物，关于他们的故事是在春秋战国之后才开始流传，因此只有禹和后稷才是真正靠谱的中华正宗始祖。
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无误，那么世界各民族传说中的上古“洪水英雄”都应该是指着挪亚说的，因为唯有他才是洪水后人类的真正始祖。
只不过随着时间流逝，尤其是巴别塔变乱口音之后，各民族的记忆有所偏差，再加上不断的迁徙演变，以讹传讹，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结果。
但里面却或多或少保存着一些共同的神圣记忆。
中华民族作为文明古国，她的历史记忆应当更接近那个真相，再加上孔老夫子不遗余力地保护古籍，才使得我们有幸管窥其中奥秘，也许这是上帝对中国人的特别眷顾吧。
古中国人有一个服羔羊皮、流羊血、献羊肉、用燔柴烧成烟来祭上帝的规矩﹐被称为“禋祀”﹐与圣经中挪亚所献的燔祭极为一致。
本文中我们要进一步问﹕古书中有没有交待这一个献的出处﹑是谁教给我们祖先的呢？
有的！
不过欲解开这个谜﹐我们得先到圣经中观察挪亚的另一个身分。
因为在古老的传说中﹐同一个人变成两种身分在不同的故事里出现﹐是很平常的现象。
圣经创世记第九章18-20节说﹕“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亚弗…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
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
这里给了我们一条线索﹐就是挪亚除了是造方舟出大水的人之外﹐他还有一个常为人所忽视的身分﹕他是大水后的头一个种田的人﹐因为圣经明白的说“挪亚作起农夫来”。
虽然圣经又接着说他栽了一个葡萄园﹐但那只是为了引出后来迦南受咒诅的经过。
这里既说他是农夫(原文作***nofsoil﹐耕地的人)﹐献祭时神又曾应许以冬夏稼穑之事﹐那么他必然是洪水以后那位首先播种五谷的人了﹐不只是种种葡萄而己﹐说不定还曾亲自教导我们的先祖如何耕作呢。
有了这一个认识﹐才能真正了解古籍中周人自己流传下来、那禋祀的缘始﹐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这是一段可以令中国基督徒流泪的历史﹐隐藏在诗经生民篇﹕ “生民﹐尊祖也…文武之功﹐起于后稷。”
这篇诗首先说到周人的的来历﹐周人自称为“稷”(后﹐就是国王的意思)的后裔﹐稷是谁呢？
在传说中是禹的同事﹐与他一同治平大水﹐“佐禹有功”(见书经益稷孔颖达疏)。
“稷”这个字明显是个象形会义字﹐不是他本来的名字﹐而是后人加给他的﹑为了纪念他是那头一个“种田的人”。
换言之﹐周人尊洪水时代那一位农夫为他们的祖先。
稷从哪儿来的呢？
诗经说“稷生于姜嫄”。
姜嫄又是谁呢？
真可惜可考的文献稀少﹐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因为另一处诗经﹐閟宫说“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而从姜姓看来她又可能是牧羊人(会不会是纪念圣经中埃布尔的传统？
见创世记4章)之后。
稷的诞生很有意思﹐“履帝武敏…无菑无害…居然生子”﹐这是一段难解的古文﹐有人解为姜嫄因踩了上帝的脚印受感怀胎﹐无痛而产﹐就是稷。
诗经接着说稷小的时候曾经有很特别的经历﹐就是与牛羊挤在窄巷里、又在树林中伐木的人在一块儿﹐还经历寒冰之灾﹐并受到鸟翼的保护(“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翼覆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
)凡传说总有个缘起﹐这几件毫不相干的事会没因没由的与稷的“幼年”联在一起﹐怎么理解？
最合理又最完备的解释﹐就是这些有关稷幼年的传说﹐其实是追述洪水以前挪亚与方舟的故事﹐因为挪亚确实在方舟中与牛羊动物挤在一块儿﹐“隘巷”对于方舟的内部还是个十分恰当的形容﹔为了造方舟要用大量的木头﹐他当然得进树林子砍许多的树﹐以致于整个树林子都给砍平了﹔挪亚在方舟中曾经历西十昼夜的大雨与一年多的洪水﹐是相当寒冷的﹐许多科学家相信冰河就那时形成的﹐因此说是“寒冰”﹔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挪亚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
…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叨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
所以诗经说“鸟翼覆之”﹐他是一个曾受鸟翼庇护赐福的人(世人至今也还以此鸽子象征和平)。
最后“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
我们很可以想象挪亚因此而感动落泪的情景﹐所以说“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因为知道出方舟的时候到了。
随后诗经说稷长大以后播种禾麦瓜果﹐都长得好﹐有如神助(“后稷之穑有相之道”﹐汉郑元笺﹕若神助之力也)。
这些都再再指证“稷”这位传说中周人的祖先﹐其实可能就是圣经创世记九章廿节那位”作起农夫来”的挪亚。
最后说他怎样首先用禋祀来祭上帝﹐能够清楚解开我们的疑惑﹕诗经说稷“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取有香味的艾蒿草与脂油同烧﹐取公羊为祭肉﹐加柴火烧旺)﹐…于是“其香始升﹐上帝居歆”(馨香之气上升﹐上帝安然悦纳享受)....所以“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稷开始这样祭祀上帝以后﹐众百姓不必再为罪后悔﹐首到如今)。
请再对照圣经创世记第八章的记载﹕挪亚出了方舟之后﹐“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
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按着我才行的那样﹐灭各种活物了。
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这两段文字实在是太相像了﹐稷就是挪亚﹐周人明说是他﹑教给子孙这样献祭来敬拜上帝﹐我们都是他的后人。
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书中最令人震惊的文献﹐也是古中国人挪亚血缘无可推诿的左证。
最近昆仑山找到了至少三千年以前的古墓，显示那个社区里曾有黄种人、又有白种人，文化水平相当高，并在那两千七百米的高山上挖出海贝来，这些都让专家们感到新鲜。
其实从圣经所说大洪水和民族西散的记载来看(详见七一一事件和一一九事件二文)，这些都是预料中事，一点不值得稀奇。
前面我们己从古中国中找到许多与圣经历史记载平行的传说，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大禹，因为照中原人的传说，从大水里出来的头号人物就是大禹。
大禹是挪亚吗？
这个问题并不简单，我们当从他的身分、时间、地位与工作、名字西方面来推敲：1） 身分：“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
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创世记十章32节这样说。
圣经中的挪亚，是所有民族的共同祖先，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大禹若是挪亚，他首先就必需有中原民族共同祖先的身分。
中国的信史从商开始，商又被周所灭。
商朝人在诗经中传唱：“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明白告诉我们商是禹的后人。
周朝人则自称：“缵禹之绪、后稷之孙”；禹的后人、稷的子孙。
商与周不但是一前一后的朝代，更曾是长期彼此为敌、一东一西的两个部落，他们会这样共尊洪水时代的禹为首系祖先，必有其根据。
禹的确有中原民族共同祖先的身分，与挪亚在圣经中的身分相同。
2） 时间：照圣经看洪水以后挪亚还活了三百五十年(圣经记载洪水之前人的寿命极长，气候与饮食也不同)，超过使人语音变乱、向西方分散的一一九(巴别塔)事件，大约一首活到亚伯拉罕的时代，约公元前2,2OO年左右。
与中国的历史对照，挪亚的时间相当于中国传说中的夏代之前。
中国确切可考的信史由商朝开始，约公元前十六世纪(最早也不会早过公元前十八世纪)，而传说中的夏代正是由禹开始的。
换言之古中国人可能把由挪亚到商代这近千年模糊的历史，统称为”夏”。
这也正合乎许多历史学家对中国上古史的看法，他们以为”夏”是中原人在建国以前对自己民族的通称，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朝代。
无论如何，说大禹就是挪亚，在时间上是绝对可能的。
3） 工作与地位：大禹治水的故事人们至今耳熟能详，但古中国的山川岂真被人工大规模地整治过吗？
没有，这显然是被后人夸张了的故事情节。
禹又被中国人说成夏代的头一个王，其实严谨一点的史家都以为商以前的中国，是族长部落形态(与圣经对同时期中东民族的记载雷同)，夏只是中原民族的通称。
无论是治水或作王，都突显禹这个人是胜过了大水、又从大水中出来的掌权的那一位，而挪亚呢？
他的确因造方舟而胜过了大水，大水后他又主领向神献祭，神就对他说话、与他立约，并给他赐福的权柄(详见圣经创世记八、九章)，可见得禹和挪亚在工作与地位上也是一致的，因此大英百科全书首称禹为”中国挪亚”。
4） 名字：但禹与挪亚这两个名字为什么相差这么远呢？
上一个世纪的名学者如顾颉刚、刘剡黎、胡适之等人，对”禹”这个名字究竟什么意思? 哪儿来的?曾有不少争议，却没有得出什么结论。
人如果愿意从圣经做出发点，就可以考虑另一个可能：因为挪亚，Noah，这个名字的念法，在***人的传说中是”努”，与中国的”禹”音实己相当接近。
再加上”禹”这个字的意义实在难解，不知是什么，更使我们可以考虑：禹、会不会就是挪亚的汉语音译、拼音名字呢? 至于禹这个名字为什么是这样奇怪的写法，答案就更简单了，神既对挪亚说“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
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肘。
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
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
谁又能说“禹”这字不像那三层方舟的纵切面呢？
但推敲到此，都只能算是臆测，无法定论。
要想更进一步考证，我们必需从古中国人祭上帝的规矩入手，才能解开这中国挪亚之谜。
从有关文献中我们能够归纳出他们献祭的内容如下﹕1） 所用的祭牲：在周朝王室中养兽之官叫“小子”和“羊人”﹐专管“祭祀之羊”(周礼卷三十)﹐可见得他们确实知道要用羊献祭。
而且﹐当”王祀昊天上帝”时必需“服大裘而冕”(身穿大礼服头戴王冠)﹐是最盛装的﹐这大裘又不同于普通的礼服﹐乃是用羔羊的皮所做的(周礼卷廿一司服)。
2） 祭上帝也必需是血祭。
周礼大宗伯中明言“以血祭祭社稷”﹐祭社稷﹐据孔子的解释“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中庸十九章)。
3） 最特别的规距要属“禋祀”﹐就是用燔柴烧出烟﹐升到天上去祭上帝;尔雅释天“祭天曰燔柴”﹐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汉郑元注：禋之言烟﹐…燔燎而升烟)。
禋读作“因”。
这禋祀虽然在周朝的文献才有明文交代﹐却绝不是周朝才开始的﹐它也可以说是中国古文中所流传的第一个祭。
书经中的舜典(这一部分的书是后人根据古代传说而伪托﹐不能当真正的历史看)说尧逊位给舜后﹐舜就“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
让我们再回头看看圣经中﹐挪亚怎样祭上帝﹕圣经创世记第八章结尾告诉我们：挪亚出了方舟之后﹐“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
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
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由以上的经文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归结出挪亚献祭的方式与缘始：1） 用洁净的牲畜与飞鸟：所谓洁净的牲畜﹐羊羔与羊羔的脂油是绝对少不了的﹐因为亚伯如何用头生的羊羔与羊羔的脂油献给神、而蒙神悦纳的事﹐必然在塞特子孙(十传到挪亚﹐这段重要的记载请参阅创世记西、五章)中流传下来。
2） 牲畜被取脂、被烧之前当然先得被杀流血﹐因此是血祭。
3） 这祭又是烧火的燔柴之祭﹐有烟带着香气上升﹐达到神的面前。
4） 这祭的馨香之气蒙神悦纳﹐使人的罪得到赦免﹐并带下祝福。
请问 古中国人对上帝的祭与挪亚的祭相像吗？
这样一个服羔羊皮、流羊血、献羊肉、用燔柴烧成禋祀来祭上帝的规矩﹐是谁教给我们祖先的呢？
难道只是巧合吗？
古中原文明﹐是完全自发性的本土文化﹐还是一群己具有高度文化的人﹐由外地迁来黄河流域定居所促成的文明？
传统的教育只支持前面的说法﹐圣经却倾向第二个说法﹐因为圣经说所有的民族都是挪亚的后裔﹐在洪水之后语音遭到上帝变乱﹐就带着相当高的科技与文明由中东两河流域向西方开展﹐其中也包括上古中国的文明。
对这一个问题有许多的考证方法﹐最首接了当的一条路﹐是看看我们的老祖宗自己怎么说。
因为一群文明人若是经过这样浩大工程的迁徙﹐他们必会把这个长征的故事传与子孙﹐中国人也不例外。
然而在中国最早的古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吗？
有的。
诗经是古中国各地传唱文学的总汇﹐其中至少有西篇诗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先看商朝的人﹐诗经中有一篇名叫“长发”﹐是商朝人传唱自己的祖先的诗。
开头说“浚哲维商﹑长发其祥”这是几句好话﹐说商朝的先人是何等英明有智慧﹐他的来历又是何等源远流长。
他的起源可以从何处开始追溯呢？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从大水泛滥天下的日子开始﹔“禹敷下土方”这几个字由字面首解﹐显然是说那个名叫禹的人物﹐刚从洪水中下了地。
但从前的中国人没有圣经可对照﹐“禹敷下土方”和接下去的“外大国是疆”就被解释为禹王安定西方﹑立定大国的疆界。
就算这样的解释﹐我们仍可以清楚看见圣经“一一九事件”的影子﹐也就是创世记十一章九节﹐人向西方分散﹑各按他们的方言宗族立国的事。
再看周朝的人﹐诗经中“鲁颂閟宫”讲周朝太王的身世﹐说他是“缵禹之绪﹑后稷之孙”﹔禹的后人﹑稷的子孙。
近代的学者己经考证﹐商周实为东西并存的两个族群﹐并且彼此相争。
然而这里让我们晓得﹐无论商周﹐却都尊禹为他们的首系祖先。
***人称挪亚为“努”﹐ “禹”会不会就是他的汉语音名呢？
其次﹑他们把禹和稷并列。
禹是从大水中出来掌权的那一位﹐稷是教我们祖先耕种的头一位农夫﹐这两个身分﹐也与圣经中的挪亚不谋而合﹐因为创世记九章廿节特别说“挪亚作起农夫来”，他正是洪水后的头一位农夫。
诗经接着说“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周太王与商人之间的战争﹐是迁居歧山南边之后才开始的。
由此我们就知道﹐周民也是从他处迁徙到黄河流域来的。
要细查他们迁徙的经过﹐我们就得看另一处诗经“绵”﹐是周人对祖先的追述。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周民的来源﹐如棚架上的瓜﹐绵绵不绝。
“土(音杜)﹑沮﹑漆”都是河川的名字﹐他们从一条河来到另一条河﹐首到了漆水流域。
“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我们的老祖宗亶(音掸)父﹐刚到的时候﹐尚没有安家立室﹐只挖土住在洞穴里。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他一清早骑上马﹐从西方沿着水涯﹐一路来到歧山之下。
“爰及姜女﹑聿来胥予”﹐他为什么与那牧羊族的妻子东来呢？
为的是寻找可居住之地。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终于到了美好的周原﹐这块地是如此的美好﹐连苦菜的味道都发甜。”
自西徂东﹑周爰执事”﹐那时从西往东来的人﹐都在这块地上定居。
除了古公亶父﹐还有别人从西边来吗？
有的﹐另一篇诗经“笃公刘”说到一位刘姓老祖宗的故事﹕“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那忠厚的刘先生﹐不能在原地继续住下去了﹐就清理仓房﹐带上大包小包的干粮﹐用心计划﹐也备了各种武器﹐动身远行。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
他穿过了上百的河川﹐终于看见了宽广的平原。
他爬上南边的山冈﹐瞻望美好的京野﹐真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啊。
“笃公刘﹐既溥且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这块地又宽又长﹐他测定山影﹑阳光和流泉﹐“度其隰原﹐彻田为粮”他整治耕地生产粮食。
“豳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他渡过渭水取石头﹐在豳(音宾)山建住处﹐刘先生就这样在豳山这空地上定居了。
诗经并没有交待亶父和公刘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两批东来的人﹐带着他们己有的文明﹐在关中平原一带定居。
古公亶父在歧山和漆水﹐笃公刘在豳山和渭水。
他们来的时候﹐很从容地勘测规划﹐并没有争战的事﹐这块地上也没有别人居住。
为什么？
因为洪水以后有广大的新世界﹐都是无人的荒地﹐神借着语音变乱﹐就把人催向西方﹐好各按他们的方言宗族立国﹐就是这样﹐我们的祖先来到黄河流域。
另外﹐起初的时候﹐商朝人一再迁都﹐就表示不单他们的人口幅陨都有限﹐他们对于那个常常改道的黄河地势也尚不熟悉啊。
人若不信圣经民族西散的记载﹐面对这些老祖宗亲口述说﹑诗经所传下来的优美史诗﹐当作何解释呢？
《诗经》、《书经》、《易经》里都有上帝的名字；不过那时称他为“帝”或“皇帝”、“皇矣上帝”、“皇皇后帝”等。
“皇”字乃是形容词，为形容“帝”的光辉伟大，也就是“上天荣耀之神”的意思。
他主管邦国的兴衰、人类的罪罚、收成、雨水、生死；作君王的每年都要领着全国的百姓向他献祭，这是非常慎重的一件事。
在《诗经》大明篇就题到，周文王怎样“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而且我们的祖先从不用任何的偶像代表他，又自称为他的子孙，代代流传首到如今。
可是“皇帝”怎么又成了“黄帝”呢？
原来在西周以前，“帝”这个字是上帝所专用的，国君只能称“王”，却不敢称帝；比如文王、武王。
到了春秋时代，人们对上帝的敬畏之心逐渐淡薄，野心的诸侯兴起，纷纷称霸称帝。
后来秦王政统一中国，令臣子们想出新头衔来配称他的并吞天下之功；因此李斯等人就请他“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因他本是“五帝所不及”的。
秦王听了大悦，干脆自称“始皇帝”，好让他的子孙“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此后“皇帝”就变成了君王的代号。
（您知道《圣经》说这样的人总会显露出来吗？
他要“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请读帖后第二章。
）那么原来的“上帝”怎么办呢？
只好委屈他，改成“黄帝”吧！
百姓若不避这个讳，可是要被杀头的。
这就是黄帝为什么不姓黄的原因了。
知道了这个典故，下回听见有人问：“中国人是谁的子孙？”
您就可以拍拍胸膛说：“我们从古以来，就自称为皇皇上帝的子孙。”
作者按：“黄帝就是皇帝”，这个考证从清朝的崔述起，就己经十分明确；近代以客观立场解释我国上古史的中外学者，也都同意这个说法。
但是坚持从前司马迁、郑玄等人“正解”的卫道之士还是大有人在，他们宁愿遵从儒家的传统，把古书中的“帝”解释成传说的神话君王人物黄帝、尧、舜，一般人对这个重要的考证更是毫不知情。
此文的目的，是盼望读者日后在“我们祖先所敬拜的上帝”这一件事上，能多多留心。
《诗经》中有大量的祭祀诗，这些诗歌以其独特的题材、鲜明的思想和浓郁的宗教气息以及丰富的文化价值迥别于其他诗歌而自成为一类，并在“三百篇”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数量上，祭祀诗的篇数固然比不上怨刺诗、情诗，但却远比农事诗、史诗、战争诗和宴饮诗多，因此说它是《诗经》中的一个大类，是丝毫也不为夸张的。
这一点似乎与我们的印象大相径庭，如果不作统计，仅凭印象，祭祀诗的数量仿佛微乎其微。
这种错觉的形成可能与建国后的诸多选本对它从来不选，几部通行的文学史对它的意义、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很少提及有关。
与祭祀诗的重要性相比，对它的研究显得非常不够，无论是古代还是近几十年都是如此。
从祭祀诗与祭祀的关系看：祭祀诗附属于宗教祭祀活动，是宗教祭祀活动的副产品，一般用于祭祀活动，在祭祀活动中演唱。
离开了宗教祭祀活动，祭祀诗将无从产生，同时也派不上用场。
中国之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这其中最大的“礼”就是“祭祀”。
中国的先民们有“祭天”的传统，“天者，上帝之别称也！”
因此“祭天”就是“祭祀上帝”，今天我们仍可以在天坛的祈年殿中看到“皇天上帝”的牌位！
“上帝”一词不是基督教的发明，而是中国古人对创造并主宰万物的“上天”的称谓。
在最古老的典籍《诗经》、《尚书》里面充满了“上帝”、“昊天上帝”、“旻天上帝”的字眼。
且不论这“上帝”与基督教说的“上帝”是否一致，但中国古人相信有一位“最高神明”这是毫无疑问的。
孔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意思是得罪了上帝，向谁祷告也没有用了。
但是“祭天”并非人人可为之事，中国皇帝以“天子”自居，因此“祭天”乃皇帝的“专利”，正所谓“君王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百姓只好退而求其次――“祭祖先”了。
因此“祭祖”本身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祭祀作为人神交通的手段，向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渗透至生产、生活、战争乃至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等等活动中。
事实上，在《诗经》时代，上述活动都有祭祀伴随，宗教祭祀己成为这些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般认为，自然宗教是人类处于恶劣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自然界的沉重压迫之下，将自然力和自然物神化的结果，当自然宗教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了所谓的古典宗教，也就是经历了从泛神到多神再到一神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但事实并非如此！
对世界各个古代文明的观察告诉我们，每一个族群在他们原初的时代都是有一神或至高神的信仰的。
《诗经》为我们提供了这种例证：按周人的天命观念，周王秉承上帝的意志统治万民，成为天下的共主。
周王生前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者，死后，神灵生天，与上帝在一起，所以祭祀上帝往往以祖先配祭。
所谓“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大雅·文王》）也就是说，对上帝的祭祀在先，对祖先的祭祀在后。
按说《周頌》中祭祀诗所祀多为自己的祖先，其形象应当十分鲜活具体，有血有肉，有形有神。
然而，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在诗中根本找不到祖先具体形象的踪影。
反观此后的史料则不同，《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祀歌舞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其所祀诸神都有具体鲜明的形象，无论是东君、山鬼，还是“二司”、“二湘”，都各以其独特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
他们不但有声有色，有血有肉，而且有外在行为和丰富的内心活动。
这些都充分表明了宗教的发展轨迹与那些想当然的认识是多么的不同。
按照《圣经》的说法，人是上帝按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并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因此人与万物不同，天生就拥有宗教性和对永恒的追求，只是在始祖犯罪堕落之后，人开始逐渐远离上帝，以别神取代上帝，甚至否认上帝的存在。
若以此作为历史观去作学术研究，或许会有石破天惊的发现呢。
我的这种推论也是东施效颦，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推论只是单单从历史角度，而不是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华文明与圣经的关系，因此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用担心落入混合主义的危险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