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章写给自己，也写给偶然驻足的你

最后一章：写给自己，也写给偶然驻足的你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点开这本小说的最后一章。

或许翻到这里的只有我自己，屏幕亮着，房间里只有键盘敲击后残留的轻微回响，

连窗外的车流声都透着遥远的疏离——楼下那条主干道，白天总是堵得水泄不通，

喇叭声此起彼伏，可到了深夜，只剩下零星几辆货车驶过，

车轮碾过路面的声音像钝重的鼓点，敲在空落落的屋子里。我盯着屏幕上闪烁的光标，

突然想起第一次打开写作软件时的样子，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敲下的每一个字，

都会变成承载着情绪的小石子，慢慢堆成了现在的模样。

或许“以后”再也不会有新的读者点进这个页面，这些文字会像落在旧书里的书签，

被时光慢慢覆盖，再也无人问津。就像我小时候藏在老屋后墙的玻璃弹珠，

当时觉得那是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可后来搬家、长大，再回去找时，

只看到长满青苔的墙角，连弹珠的影子都找不到。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想把这些话说出来，

就像当年把弹珠小心翼翼藏起来一样，哪怕只有自己记得，也想留下一点痕迹。

但我还是想坐在电脑前，敲下这些字，想再试一试。

不是试着重写一个故事的结局——毕竟故事里的主角总能在绝境中遇到转机，

总能在迷茫时找到方向。我曾经给主角写过这样一个情节：他身无分文，

在冬天的街头冻得瑟瑟发抖，却意外遇到了多年前帮助过的老人，

老人不仅给了他温暖的食物，还帮他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写那个情节的时候，

我特意让阳光透过便利店的玻璃窗，落在主角身上，连空气里都飘着热牛奶的香气。

可现实里的难题从来不会按剧本走，不会因为我希望它好起来，

就真的能迎刃而解；而是试着跟此刻的自己好好说说话，

跟这段日子里沉甸甸的、压得人喘不过气的生活，好好聊一聊。写下这本小说的时候，

我总喜欢在情节里给主角安排“柳暗花明”的转折。比如主角走投无路时，

总会突然遇到愿意伸出援手的贵人，

可能是街角面馆的老板——我想象他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脸上带着烟火气，

围裙上沾着面粉，却会在主角没钱吃饭时，默默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说“先吃，

钱的事以后再说”；也可能是素不相识的路人，比如在公交车上帮主角捡起掉落的文件，

随口聊了几句，却恰好知道有个适合主角的工作机会。我总觉得，故事里的善意应该多一点，

这样读故事的人，心里也能暖一点。比如主角被难题困住时，

总会在某个不起眼的细节里找到突破口，可能是一张旧照片——照片里主角和家人的笑脸，

让他想起自己最初的梦想，重新鼓起勇气；也可能是一句无意听到的话，

比如楼下大妈聊天时说“日子再难，熬一熬就过去了”，简单的一句话，

却成了主角坚持下去的动力。那时候我坐在电脑前敲字，手指在键盘上跳跃，

总觉得只要我愿意写，就能给故事里的人一个温暖的结尾，

就能让他们避开那些撕心裂肺的遗憾。可现实里，我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更别说什么“转机”和“突破口”了。可每次合上电脑，关掉文档，抬头看向窗外的夜色时，

才会猛然惊醒——生活不是小说，没有那么多“刚好”和“幸运”，

没有那么多“逢凶化吉”和“贵人相助”。父亲的医药费清单还在抽屉里叠着，

用回形针别得整整齐齐，每一张纸上都印着密密麻麻的数字，红色的印章盖在角落，

像一道道刺眼的伤口。我记得第一次拿到清单时，手都在抖，

上面的“检查费”“药品费”“床位费”，每一个词都像重锤，砸在我心上。

我当时坐在医院的长椅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人哭，有人笑，

有人拿着缴费单匆匆跑向收费处，有人推着轮椅慢慢走在走廊里。那一刻我才明白，

原来“生病”这两个字，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这么沉重的负担。

我下班回家都会把清单拿出来看一眼，算一算这个月的工资能覆盖多少，

剩下的缺口要靠多少天的零工才能补上。上个月的工资是四千五百块，扣除房租一千二，

水电费两百，生活费八百，剩下的两千三百块，全部存起来当医药费。

可父亲一次复查就要一千多，加上平时的药费，一个月至少要三千块。这样算下来，

每个月都要差七百块，只能靠打零工补上。有时候算着算着，眼泪就会滴在纸面上，

把那些数字晕开，可晕开了又能怎么样呢？该交的钱一分都不会少，

该扛的压力一点都不会轻。妹妹下个月要交的大学学费，我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了又记，

算了又算。她去年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特意请了一天假，陪她去买行李箱。

她在商场里挑了很久，最后选了一个最便宜的蓝色行李箱，说“哥，这个就够了，

结实又便宜”。我当时心里特别难受，明明她这个年纪，应该可以像其他同学一样，

选自己喜欢的款式，不用考虑价格，可她却因为家里的情况，处处节省。

她昨天还在微信里跟我说“哥，食堂的红烧肉从十二块涨到十五块了，我最近都吃青菜，

便宜还健康”，后面还跟着一个笑脸的表情。我看着屏幕里的文字，鼻子一下子就酸了。

我知道她不是真的觉得青菜健康，而是舍不得花钱。我想起她小时候，

最喜欢吃我做的红烧肉，每次我炖好肉，她都会围着灶台转，等着第一块肉出锅。

那时候肉价还没这么贵，我每个月发工资，都会买一块肉给她做红烧肉。可现在，

她连食堂十二块的红烧肉都舍不得吃了。我手指在输入框里删删改改，

最后只回复了一句“别省着，不够钱跟我说，哥有钱”。我知道这句话很假，

我哪里有什么钱，连自己的生活费都要精打细算，可我不想让她担心，

不想让她在学校里因为钱的事委屈自己。发完消息后，我盯着手机看了很久，

直到屏幕自动暗下去，才慢慢把手机放在桌子上。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句话说出来有多虚。

我得在下班后多挤点时间去打零工，要么去便利店理货，从晚上七点忙到十一点。

那家便利店在我住的小区门口，店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知道我家里的情况，

每次都会多给我排几天班。便利店的工作不算累，但很琐碎，

要把货架上的零食、饮料摆得整整齐齐，标签要对着顾客，

生产日期近的放在前面；还要帮顾客扫码、找零，有时候遇到买很多东西的顾客，

扫码要扫很久，胳膊都酸了。有一次，一个喝醉的顾客来买烟，非要让我给他拿最贵的烟，

可他身上的钱不够，还跟我胡搅蛮缠，说“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赶紧给我拿烟”。

我耐着性子跟他解释，说“先生，您带的钱不够，要不您选一款便宜点的烟？

”他却不依不饶，还把手里的酒瓶往柜台上一放，酒洒了一地。最后还是店长过来，

跟他说了很久，他才骂骂咧咧地走了。那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我还要打扫地上的酒渍，

等忙完回家，已经快十二点了。要么帮人做线上的文字校对，对着电脑屏幕逐字逐句地检查。

这份工作是我在网上找的，每校对一千字给八块钱。我通常会在便利店下班回家后，

打开电脑做校对，有时候要做到凌晨一两点。长时间盯着屏幕，眼睛会很酸，

我就买了一瓶最便宜的眼药水，酸了就滴几滴；肩膀僵了就揉一揉，有时候揉着揉着，

就会想起父亲，不知道他现在睡得好不好，有没有又疼得睡不着觉。有时候忙到凌晨一两点，

回到出租屋连洗漱的力气都没有，倒头就能睡着。我住的出租屋很小，只有十几平米，

里面放了一张床、一个桌子和一个衣柜，就没什么空间了。窗户对着一栋高楼的背面，

每天只能看到很少的阳光。可即便这样，房租还是要一千二一个月，

占了我工资的很大一部分。但我不敢换更便宜的房子，

因为这里离我上班的地方和便利店都近，能节省一点时间和交通费。我今年才二十一岁。

夜里偶尔睡不着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同龄人的生活。他们或许在大学图书馆里赶论文，

阳光透过窗户落在摊开的书本上，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都透着轻松。我有个高中同学，

现在在南方的一所大学读大二，他经常在朋友圈发图书馆的照片，

配文“今天也要加油赶论文”。照片里，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杯咖啡，旁边还有一本漫画书，

看起来很惬意。或许他们在周末约着朋友去看新上映的电影，捧着爆米花笑出声，

不用去想“下一笔钱该怎么凑”，不用去担心“家人的身体会不会出问题”。我另一个同学，

上个月发了一条朋友圈，是他和朋友们去看电影的照片，

他们在电影院门口摆着各种姿势拍照，脸上的笑容很灿烂。他还配文“周末愉快，

下次还要一起看”。看到那条朋友圈的时候，我正在便利店理货，手里拿着一瓶酸奶，

突然就想起了高中的时候，我们也曾一起去看电影，那时候不用考虑钱，不用考虑家人，

只想着玩得开心。或许他们还能跟爸妈撒娇要一杯热牛奶，

抱怨一句“今天的课好难”“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多了”，而不是像我一样，

对着电话里父亲的咳嗽声，连说一句“别担心”都要鼓足勇气，怕自己的声音里藏不住焦虑，

让他更不安。我有时候会羡慕他们，羡慕他们能在这个年纪，还能享受青春的美好，

不用过早地承担生活的压力。可羡慕归羡慕，我知道我不能停下脚步，

因为我身后还有父亲和妹妹，我必须撑下去。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像个被生活推着走的木偶。

线被紧紧地攥在“责任”和“生存”手里，连难过的时间都要挤，

连崩溃都要选在没人的角落。我记得有一次，父亲的病情加重，医生说需要住院治疗，

费用要一万多。我当时手里只有五千块，剩下的五千块不知道去哪里凑。那天我在公司上班，

心里一直想着钱的事，根本没心思工作。午休的时候，我躲在楼梯间里，

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借钱，可大多数人都找各种理由拒绝了。有个亲戚跟我说“阿浜，

不是我不帮你，我家里也有难处，孩子要上学，老人要吃药，实在是没钱借给你”。

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可挂了电话后，我还是忍不住哭了。楼梯间里没有人，

只有声控灯亮着，我蹲在地上，抱着膝盖，哭了很久。我不敢哭得太大声，怕被同事听到，

只能小声地啜泣。哭完后，我擦干眼泪，洗了把脸，又回到工位上继续工作。我告诉自己，

不能倒下，一定要想办法凑够钱。我还记得收到母亲死讯那天的场景。

那天我正在公司核对报表，电脑屏幕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鼠标点来点去，

眼睛都快看花了。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三，早上我还跟母亲通了电话，她在电话里说“阿浜，

最近天气冷了，你要多穿点衣服，别感冒了”。我当时还跟她说“妈，你也一样，注意身体，

我过几天就回去看你”。可我没想到，那竟然是我跟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突然，

手机震动了一下，我以为是工作群里的消息，随手拿起来一看，是老家亲戚发来的微信，

只有短短一句话：“你妈走了，赶紧回来。”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脑子一片空白，

像被人用棍子狠狠敲了一下，连眼泪都流不出来。我甚至还下意识地回复了一个“好”，

然后把手机揣回兜里，继续对着电脑上的数字发呆。可那些数字在我眼里变得模糊不清，

怎么也看不进去，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又闷又疼。直到同事路过我的工位，

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你怎么脸色这么差？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才勉强笑了笑，

说“没事，可能昨晚没睡好，有点累”。我不敢告诉他们母亲走了的消息，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想看到他们同情的眼神。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孤独的岛屿，

周围都是海水，却没有人能靠近。第二天，我还是像往常一样起床、挤地铁、去公司打卡。

起床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拿起手机，想给母亲发一条消息，问她早餐吃了什么，

可手指刚碰到屏幕，就想起母亲已经走了，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我坐在床上，哭了很久，

直到上班快迟到了，才赶紧起来洗漱、换衣服。站在地铁里，看着身边人来人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有人戴着耳机听歌，有人低头刷着手机，有人跟同伴说说笑笑，

只有我像个迷路的孩子，站在人群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地铁里很挤，

有人不小心碰到了我，说了一句“对不起”，我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我心里一直在打架：要不要回去？回去能做什么？我什么都不懂，

连人死后该办哪些手续都不知道；手头的工作还没做完，这个月的全勤奖要是没了，

又少了一笔钱；可如果不回去，我是不是就再也见不到母亲了？是不是会留下一辈子的遗憾？

那些念头在脑子里绕来绕去，像一团乱麻，怎么也理不清。我甚至想过，就这样假装不知道，

继续上班，可心里的愧疚感却越来越强烈。母亲养了我二十一年，

我却连她最后一面都不想去见，我怎么能这么自私？直到组长站在我工位旁，

轻轻敲了敲我的桌子，轻声问“你是不是不舒服？脸色差成这样，状态也不对，

昨天就看着没精神了”。组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平时话不多，但对下属很照顾。

有一次我因为家里的事请假，他没有多问，就批了我的假，还跟我说“家里的事重要，

先把家里的事处理好，工作的事不用着急”。我很感激他，因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

他的关心让我觉得很温暖。我抬起头，看到组长眼里的担心，突然就绷不住了。

之前一直强撑着的镇定，像破了洞的气球，一下子就泄了气。我趴在桌子上，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肩膀一抽一抽的，连话都说不完整，

只能断断续续地说“我妈……我妈走了……”办公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同事们都没说话，

有人递过来一包纸巾，有人拍了拍我的背。我知道他们是在安慰我，可我却更难过了。

我觉得自己很没用，连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都没有，在办公室里哭，影响了大家的工作。

那天是李姐劝了我，她把我拉到茶水间，给我倒了一杯热水，拍着我的背说“傻孩子，

心不在这里，干再多活也没用，不如回去看看，别留遗憾。工作的事你别担心，我跟组长说，

给你批几天假”。李姐是公司的老员工，平时很照顾我，经常跟我说一些工作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