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当场翻供名场面

当你被生活逼到墙角，连呼吸都觉得是奢侈的时候，不要忘了，你还有最后一件武器，

那就是你的生命，记住，用它来呐喊，并不可耻。这句话，是我同乡孙建国跟我说的话。

但今天，我想用我的经历告诉大家，这条路的每一步，都踩着刀尖。

1 消失的儿子我叫林秀娟，四十八岁，是这座城市里千万个保洁员中的一个。

我的生活简单得像一张褪色的旧抹布，每天重复着擦拭灰尘的动作，唯一的亮色和指望，

就是我儿子赵小斌。小斌这孩子懂事，考上大学没让我操一点心，暑假前还说，

研究生考试通过了，暑假去新城工地干两个月，学费生活费就都有了。

他拍着胸脯跟我说：“妈，以后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可就是这份懂事，要了他的命。

案发时间是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五日，地点是新城工地三号工棚。但我要说的，

不是那天发生了什么，而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得从我儿子失踪说起。

小斌是六月初去的工地，说好干到八月底。七月十号那天，我还跟他通了电话，

他说活儿不累，让我放心。可从那以后，他的手机就再也打不通了。一开始是关机，

后来变成了空号。我慌了神，请了假，跑到那个叫“新城”的工地上。工地大门气派得很，

里头的塔吊像钢铁巨人一样林立。我被保安拦在外面，说闲人免进。我说我找我儿子，

赵小斌，在里面打工。保安用对讲机喊了半天，出来个戴白色安全帽的人，自称是项目经理，

姓周，叫周富。他胖胖的，脸上堆着笑，眼神却像刀子一样在我身上刮。“赵小斌？大姐，

我们这儿没这个人啊。你是不是记错工地了？”他翻着花名册，手指头点着给我看，“你看，

签合同的都在这儿，没你儿子。”“不可能！他明明就在这里干活！”我急得要去抢那本子。

周富把本子一合，笑容冷了下来：“大姐，闹事是吧？我们这是正规工地，讲究证据。

你说你儿子在这儿，合同呢？工牌呢？哪怕一张他在这儿干活儿的照片呢？”我什么都没有。

小斌怕我担心，只跟我说了个大概，我连他具体在哪个工棚都不知道。我跑去派出所报案，

接待我的警察很耐心，听我说完，查了系统，然后无奈地告诉我：“阿姨，根据规定，

报案并提供失踪者近期清晰照片、最后联系方式和地点、以及可能存在侵害迹象的初步证据。

您儿子是成年人，只是暂时失联，而且您这边……确实什么凭证都没有。

我们只能先登记下来，帮忙留意，但立案调查……目前条件不太够。”我又去找报社，

记者听我说完，同情地摇摇头：“阿姨，您这个事，我们很同情，但光凭您一面之词，

没有确凿证据指向工地，我们没法报道啊，不然人家要告我们诽谤的。”我试过在网上发帖，

字打得歪歪扭扭，写了我儿子的情况，恳求大家帮忙。帖子发出去，像石子扔进大海，

连个水花都没见着，就被淹没了。后来我才知道，不是被淹没了，是根本发不出去。那几天，

我像个幽魂一样在工地外围打转，看着那些进出的工人，希望能看到小斌的身影。

我逢人就问，认不认识赵小斌？大多数人都警惕地摇摇头，快步走开。

只有一个年纪大些的工人，趁没人注意，悄悄跟我说：“大姐，你别在这儿问了，快走吧，

这儿……不太平。”那一刻，站在七月的毒日头底下，我却觉得浑身发冷。

我分明能看见工地里忙碌的人影，能听见机器的轰鸣，可关于我儿子的一切，

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抹掉了。我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我喊着儿子的名字，

却传不进任何人的耳朵。我真的，活在了真空里。2 绝望的计谋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

孙建国找到了我。他是我在另一个小区做保洁时认识的工友，后来身体不好，

也去了工地看仓库。他找到我时，瘦得脱了形，脸色蜡黄。他把我拉到没人的角落，

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纸。是医院的诊断书，肺癌晚期。“秀娟姐，我没几天活头了。

”他咳嗽着，声音嘶哑，“我找你，是为了小斌的事。”我一听小斌，眼泪就下来了。

孙建国告诉我，他就在新城工地看仓库。他见过小斌，是个好孩子，干活勤快，

不多言不多语。大概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他隐约听说工地出了事，

好像有个年轻工人掉进了正在浇筑水泥的地基里。当时工头封锁了消息，

把几个知情的工人都连夜打发去了外地，还给了封口费。他因为只是个看仓库的，

又病恹恹的，没人注意他。“我怀疑……掉下去的那个，就是小斌。

”孙建国的话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为什么？为什么没人管？为什么警察不查？

”我抓住他的胳膊，指甲几乎要掐进他的肉里。孙建国浑浊的眼睛里透着悲凉：“查？

怎么查？小斌是黑工，没合同，没保险，在人家眼里，就跟没来过一样。周富那帮人，

手眼通天，没证据，谁敢动他？警察来了，他一句‘没这个人’，就能把你打发了。

就像你现在这样。”“那我怎么办？我儿子就这么白死了？”我浑身发抖，

巨大的悲痛和愤怒几乎要把我撕裂。孙建国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决绝的光：“秀娟姐，

你想不想给小斌讨个公道？想不想让那帮畜生伏法？”“想！我做梦都想！”“好。

”他深吸一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我反正也快死了，临死前，我想做件有意义的事。

我们……演一场戏。”“演戏？”“对，一场大戏。”孙建国凑近我，压低声音，

说出了那个让我魂飞魄散的计划，“你把我‘杀’了，然后去自首。”我惊呆了，

以为自己听错了。“你疯了！这是犯法！”“我没疯！”孙建国抓住我的肩膀，眼神灼人，

“只有出了人命，而且是手段残忍的人命，警察才会真正重视，才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查！

周富才会被卷进来！只要警察掘地三尺地查，小斌的尸首就能找到！周富干的那些脏事，

就能见光！”他剧烈地咳嗽起来，缓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我得了这个病，治不好了，

活着也是受罪，还要拖累家里。我老婆早走了，儿子也不争气，我没什么牵挂。

用我这条快到头的老命，换一个真相，换小斌一个公道，值了！”我看着他，

看着他深陷的眼窝，看着他对死亡的坦然，看着他对我的信任，或者说，

是对“公道”二字的执着。我的脑子一片混乱，恐惧、犹豫、还有一丝被绝望逼出来的疯狂，

交织在一起。“可是……怎么演？我怎么能……对你下手？”我声音颤抖。“我们好好计划。

”孙建国显得异常冷静，“要逼真，要能让警察一眼就认定是谋杀，

但又不能真让你背上死罪。细节，成败在于细节。”接下来的几天，

我和孙建国像策划一场战役一样，反复推敲每一个步骤。地点选在他看仓库的工棚，

时间选在午后，工人们大多在休息，人少。方式，不能是刀啊棍啊那种明显的凶器，

最后定下来，用绳子。孙建国说，工棚顶上有个挂吊扇的铁钩，正好。

他甚至教我怎么打那个致命的绳结，怎么用力。我们像排练节目一样，

在没人的时候偷偷练习。每一次练习，我都恶心得想吐，手抖得厉害。

孙建国却总是安慰我：“秀娟姐，别怕，就当是给娃儿报仇的第一步。

”我们还准备了关键的道具——一个旧手机，孙建国会用它录下“遗言”。他说，

这能说明我们是“合谋”，而不是真正的谋杀，能保住我的命，也是将来在法庭上翻盘，

把周富拖下水的关键。计划定在七月十五日。那天中午，我请了假，揣着那根准备好的绳子，

走向新城工地。阳光白晃晃的，刺得人眼睛疼。我的心跳得像打鼓，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我知道，这一步踏出去，就再也回不了头了。3 生死瞬工棚里很闷热，

弥漫着汗味和烟草味。孙建国已经支开了其他人，他正坐在板床上，看到我进来，点了点头，

眼神平静。“开始吧。”他说。我手心里全是汗，绳子变得滑腻腻的。我按照练习过的，

把绳子穿过屋顶那个锈迹斑斑的铁钩。我的手抖得厉害，试了几次才成功。然后，

我打起那个练习了无数次的套马结。孙建国配合地躺下，闭上眼睛，假装熟睡。那一刻，

时间仿佛凝固了。我看着他那张因病痛而憔悴的脸，看着他花白的头发，

想起他平时对我的照顾，想起他也是一个苦命人。

我怎么能……怎么能把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秀娟姐……”孙建国闭着眼，轻声说，

“想想小斌。”小斌！我的儿子！他阳光般的笑容，他临走时对我说“妈，

等我回来”的样子，

他可能被冰冷的水泥永远封在地底下的惨状……一股巨大的悲愤涌上心头，

压倒了恐惧和犹豫。我颤抖着，将绳结轻轻地放在他的脖颈周围。然后，我走到远处，

背对着他，像拔河一样，用尽全身力气，向下拽动了绳子。我能感觉到绳子猛地绷紧，

能听到身后传来压抑的、痛苦的呜咽声，还有身体挣扎摩擦床板的声音。

孙建国在履行他的承诺，让这一切看起来像一场真正的谋杀。这短短的几分钟，

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的灵魂好像脱离了身体，漂浮在半空，看着下面那个疯狂的女人，

在做着一件可怕的事情。道德感、恐惧、对儿子的思念，像无数只手撕扯着我。

我几乎要松手了。但孙建国事先的话在我耳边响起：“秀娟姐，无论发生什么，听到什么，

都别停！一停，就前功尽弃了！小斌就永远冤沉海底了！”我咬紧牙关，指甲抠进了掌心，

鲜血顺着绳子流下来。我不能停。几分钟后，身后的挣扎声渐渐微弱，最终停止了。

我像被抽空了力气，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眼泪不受控制地奔涌而出。我杀人了？

我真的……杀了一个愿意帮助我的人？就在这时，我按照计划，用那个旧手机报了警。

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但我还是清晰地说了：“我杀人了，在新城工地三号工棚，

你们快来抓我。”挂掉电话，我坐在下铺，把绳子绑在了床栏上，

然后呆呆地看着吊在半空中的孙建国。他的身体微微摇晃着，脸朝着我，眼睛紧闭着，

表情却有种奇异的安详。下午三点十八分，警察冲了进来。他们看到工棚里的景象，

都愣住了。手电筒的光柱在昏暗的工棚里晃动，

最终定格在那具悬挂的尸体和呆坐在地上的我身上。我被当场抓获。

4 法庭上的谎言在派出所，我很快交代了“罪行”。我说，我和孙建国因为琐事发生口角，

他骂我儿子死得好，我气不过，就把他杀了。这个动机，是孙建国帮我设计的。他说，

一个母亲为了保护儿子的名誉而冲动杀人，合情合理，容易让警方采信。警察问我细节，

我都按照排练好的说了。作案过程，凶器，动机，一清二楚。这案子，看起来铁板钉钉。

但我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按照程序，警方给我指派了一位法律援助律师。

一位姓李的年轻女律师。她来看守所见我，公事公办地了解了情况，然后皱着眉头告诉我，

案情重大，证据确凿，我的认罪态度虽然好，但恐怕很难避免重刑。“大概率是无期徒刑。

”她说。我看着她，心里想的却是孙建国的话：“法律援助的律师，经验可能不足，

或者案子太多，不会太上心。我们要想办法，让你学长……哦不，让你能信任的人来帮你。

”我信任谁？在这个城市，我举目无亲。但我记得孙建国提过，他有个远房侄子，叫陈默，

是个刚执业没多久的律师，虽然年轻，但有正义感。孙建国说，关键时刻，

也许可以找他试试。但这步棋，不能轻易走，要看情况。第一次庭审前，

李律师跟我沟通辩护策略。她的思路是，强调我是激愤杀人，孙建国有过错，我认罪态度好，

争取个无期。我听着，心里却盘算着孙建国的计划。第一次庭审，要认罪，

但要表现出“委屈”和“不甘”，为后面的翻供埋下伏笔。我不能让辩护太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