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进检察院那年，台北市刚从“计划经济”往“市场化”转轨，整个城市就像刚睡醒一样，哪哪都散着慵懒的气息。
我被分在案件审查室。
领导姓王，是个快退休的老干部，最大的特点就是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是泡茶，第二件事是打盹。
他曾对我说：“小萧啊，混编制的，就得像石头一样，坐得住。
你蹦跶得越高，摔得越疼。”
我点头。
但我清楚，我不是来“坐”的，我是来“动”的。
---检察院的楼是80年代建的，砖灰色外墙，楼道里阴暗潮湿，每天下午三点后，像是被抽了魂，连打字机都不响。
我就在这个“死寂”的机关里，开始了我的试探。
我的第一件“作品”，是替王主任整理了1989年以来所有未结案件归档资料。
我加班两个星期，把一屋子的纸堆分类编号、重新装订，还顺带做了个案件走向统计表。
他很惊讶。
那天他破天荒地没打盹，而是拉我进办公室问：“你是真想干活，还是想捞好处？”
我笑：“主任，我不想捞，我只是觉得，自己不能白拿这份工资。”
他说：“你不适合当官。”
我心里一沉。
但他接着说：“你适合当秘书。”
我懂了。
---体制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制度，它是一张巨大的蛛网，而秘书，就是网中最敏感的神经。
半年后，我调进检察长办公室，做内勤。
从那一天起，我的耳朵变成了雷达，眼睛变成了扫描仪，嘴巴变成了拉链。
我不再是那个跑腿的“新人”，而是站在权力缝隙里的观察者。
检察长姓刘，西十多岁，常年穿一件灰色中山装。
他说话缓慢，每个词都像是掂量过重量。
他第一次见我，说：“你叫什么？”
我答：“萧彻。”
他点了点头，说：“彻，通也。
你这人，看着还算通透。”
我就知道，他对我有印象了。
---我记得有一次，他要出席一个省里的会议，让我提前准备发言稿。
我在查阅资料后写了一版，但总觉得少了什么。
于是，我夜里翻了西份内部资料，又向一位老同志请教，用他的口气重写了一版。
早上六点，我敲开他办公室门，把稿子交上。
他看了一眼，没说话，把眼镜放下，从茶缸里呷了一口茶，然后淡淡说了句：“嗯，可以用了。”
这是我在体制内学会的第一个技能：写出领导“想说但不敢说”的话。
---从那之后，他出门我必随，回信我必阅，起草讲话、准备汇报、撰写内参，统统落我头上。
别人说我“得势”，但没人知道，我每天都睡不到五小时，甚至连节假日都在备课、找材料、改用词。
我曾深夜回到出租屋，趴在床上哭。
不是因为委屈，而是我害怕：我到底还能保留多少“自己”？
但第二天，我依然七点准时坐在办公室里，西装笔挺，像个刚毕业的新兵。
因为我明白：体制内从没有“平等”，有的只是“可用”与“不可用”。
---1995年，发生了一件让我“脱颖而出”的事。
一个重要副县长因涉嫌***被举报。
按规矩，检察机关要立案，但问题是，这人背景极深，省里有线牵着他。
所有人都在踢皮球，领导们也只说：“拖着，等等看上面怎么说。”
但我不甘心。
我利用夜里整理卷宗的机会，把举报信、证据链、经济来往明细一一对比，发现其中有一条资金流与本市几家国企账户异常吻合。
我写了一份“仅供内部参考”的分析材料，附上建议，偷偷夹进了检察长阅文袋里。
三天后，他把我叫进办公室，丢给我一张请示批复文件，上面写着：同意初查。
他看着我，第一次在办公室里笑了，说：“你想干正事，还是想提拔？”
我不假思索地说：“能提拔，又干正事，才是本事。”
他盯着我，像在看一个野兽初长的獠牙，然后点头。
那一年，我26岁，成了检察院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
---卷尾小记 · “我在回忆录中写下”＞ 很多年后，我站在省级会议厅的讲台上，看着台下一个个年轻的干部，忽然想起那间潮湿办公室里，那个夜里拼命找资料的自己。
有人说我“幸运”，说我“得势”，说我“善写会察”，但没人记得：我蹲过墙角，舔过灰尘，也咽下过委屈的眼泪。
体制这堵墙，我从墙角往上爬，而不是被请进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