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里，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带着疲惫。
我叫陈国栋，今年五十八。
我握着电话，整整十秒钟，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厨房里，正在淘米的妻子孙梅，动作也停了下来，扭头看着我。
陈先生？您能听到我说话吗？对方又问了一遍。
听到了。
我的声音，平静得不像话。
那您看，什么时候方便过来处理一下后事？不用了。
我说。
什么？对方的语气充满了错愕。
我们不认领。
妻子孙梅走过来，从我手中拿过电话，她的声音比冰还冷，就让她永远留在那里吧。
可是……她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啊！女儿？孙梅冷笑了一声，十二年前，她亲手毁了她弟弟的时候，她就不是我们的女儿了。
说完，她狠狠地挂断了电话。
屋子里静得可怕，只有水龙头里没关紧的水，在滴滴答答地响。
我看着妻子，她也看着我，我们俩的眼里，都没有悲伤，只有一种沉重的、如释重负般的解脱。
对她，也是对我们自己。
民警一定无法理解，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狠心的父母。
他们不知道，这个我们爱了二十多年的女儿，用她的“无心之失”，判了我们另一个孩子终身监禁。
那道伤口，十二年来，从未愈合，每到夜深人静，依旧会撕裂开来，疼得我们辗转难眠。
所以，当死亡的讯息传来，我们真的不觉得悲伤。
电话很快又响了，还是那个派出所，换了一个听起来年长些的警官，姓张。
他很耐心，跟我们讲法律，讲人伦，讲死者为大。
我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
陈先生，我能理解你们也许有一些家庭矛盾，但是……张警官，我打断了他，有些债，是到死都还不清的。
挂了电话，我拔掉了电话线。
我和妻子坐在沙发上，久久没有说话。
这十二年，我们就像活在一个不见天日的牢笼里，而陈瑶，就是那个定时提醒我们痛苦的看守。
她越是“孝顺”，我们就越是煎熬。
她每个月寄回来一万五千块钱，她每个节假日买回来的贵重礼品，她每一次嘘寒问暖的电话……都像是一把钝刀，在我们心上反复拉锯。
她以为用钱，用物质，就能粉饰太平，就能让我们忘记那个躺在床上，靠呼吸机活着的儿子。
她怎么敢这么想？下午，楼下开始喧哗起来。
我从窗帘缝里看下去，黑压压的一片人，有街坊，有记者，还有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
就是这家人！心怎么这么狠！白养这么大个闺女了，死了都不管！畜生都不如啊！各种难听的咒骂声，像石头一样砸向我们的窗户。
我们没理会，默默地拉上了所有的窗帘。
这个世界怎么看我们，我们早已不在乎了。
因为外界的任何指责，都比不上我们内心所承受的痛苦的万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