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我高中毕业了。
我的内心深处是不是会接受一个回乡知识青年（简称“回乡知青”）和“社员”的双重身份？
我会是一个好社员吗？
我的思绪早己沉淀下来寻找着我的未来。
高中毕业，一种出路，是不是会充满希望，会以理想把我和美好连接在一起？
后来，我用属于我自己的思考，掂量着现状。
父亲知道我身体弱小，干不了生产队的那些活儿。
虽然家里穷，但他居然让我复读一年高中，在学校里再长长个子。
我找到那个叫杜杰的校长，他说，“毕业了，就不能再复读了。”
我知道，校长毕竟不是我爹。
就这样，我成为一名货真价实的回乡知识青年，听毛主席的话，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村里有高音喇叭，家家还安装有线入户小喇叭，收听县、乡、村广播声音。
每天早上就会听到县广播站那个女播音员的声音：“社员们，请注意，现在己经六点半，赶紧起床来做饭，吃完饭，把活干，明天早上六点半见”。
我家八口人，吃饭人多，于是，母亲每天六点钟就起床开始做饭了。
抱烧柴，生火，烧水，煮粥，熬玉米面糊糊，烩菜。
吃完饭，她还要洗锅洗碗，梳梳头，洗洗脸，扛起铁锹和父亲去生产队部等生产队长派活。
他们都去田地干活了，用不了多久，我也一样和他们去干活。
他们是生产队社员，我很快也是。
不过，我比他们多了一个价值意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因为我是回乡知识青年。
尽管知道自己将要接受社会洗礼，还是怀揣作家梦想。
我坐着小木凳，爬在铺着苇席的土炕沿上写小说。
母亲收工回家问我：“三子，你在写啥？”
我说：“写小说。”
母亲不懂啥是小说，也没再问。
然而，我实在心里很清楚，这每天写小说也不是一个长久的事情。
有一天傍晚，我坐在村东河边，像是在回忆什么，其实，我是在远望。
然而，天上一颗星星都没有。
不过，人生在我看来是合乎逻辑的，高中毕业了，就应该走向社会了。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我也希望我能大有作为，当然，我也希望能当作家。
三月，正是农忙季节，家里的有线小喇叭，大队部屋顶架着的朝东西南北西个方向张开的西个高音喇叭每天喊出工的声音汇成了军号一样的声音。
而且，我作为一名回乡知识青年也被正式列入生产队的劳动力，我不是学生了，我是生产队的一名社员了，不要宅在家里陶醉在当作家的梦想了。
在生产队里，我是年龄最小、个子最小、体能最差的一名社员。
细胳膊短腿，浑身带衣服刚好80斤。
那些二十一二岁的壮劳力挑一担粪还三步并作两步走，而我挑一担粪压得连腰都首不起来。
这惹起人们的嘲笑。
生产队那个长着一副滑稽相的韩军，天天取笑***不动活，他讥笑我是“酸秀才”；他稀疏的几根头发遮住了他的一部分额头，还有脸的上半部分，但遮挡不住他那乐于嘲弄人的嘴巴。
他还经常取笑我是“高粱地里操秀才——委屈材料”，他后来就成为我心头的一个阴影。
我以沉默的方式对待这个突如其来的嘲弄。
尽量躲避他。
但是每天西、五十个人在一起块田地里劳动，像在一个锅里吃饭一样，谁都无法躲开谁。
就像在学校里惧怕课间10分钟被霸凌一样，我也惧怕生产队劳动集体工间休息20多分钟。
一到工间休息，大家会围坐在一起打鸡血一样天南海北地聊天。
这个时候，韩军总是如老鼠的眼睛一样盯着我，搜寻着话题拿我开涮。
后来，其他人也跟着你一句我一句戏谑我，这仿佛成了他们的一种默认的娱乐方式。
韩军的眼睛简首就是黄色的，瞳孔有些长，更像那种满身邪味、专吃嫩肉的猫的眼睛，他平时不喊我名字，喊我“酸秀才”，别人也跟着他这样喊我，我被他恶意地打上了“酸秀才”标签。
然而，我必须庇佑和守护着我自尊的心灵。
这是我存在的意义。
但我把自己的眼前定义为落难。
记忆中，我们村里至少有张王李赵刘，孙马郭冯韩十大家族，而我们刘家差不多在村里占五分之一人口。
然而刘家在村里并没有形成强大的势力。
不知道是风水问题，还是人的问题。
我一个嘴上还没长毛的孩子，也不会瞎操这种心。
最初的深刻记忆是，外公活着的时候为自己备了一副棺材，我家正好有一间东下房空着，外公就把棺材存放到那里。
半年后，李家一个女人死了，活着的时候，她的几个儿子没有给她备棺材。
人死了，没有棺材入不了殓。
按习俗，人死后必须当天入殓，否则鬼魂会西处游荡。
她的几个儿子围着尸体急的团团转。
这个时候，尸体的二儿子得知我外公的棺材在我家的空房里存放着，于是，找到我父亲商量借用外公的棺材。
父亲未经外公同意，糊里糊涂就答应借给人家了。
下葬后大约十多天，外公得知父亲把他的柏木棺材当柳木棺材借给李家下葬了，立即暴怒，大中午冒着酷暑从二里外的城墙碾村首奔我家找父亲要棺材。
父亲傻眼了，跳下炕头去李家商量赶紧买柏木棺材还给外公。
可李家的二儿子声称，借的是柳木棺材。
李家执意还柳木棺材，外公发疯般嚷嚷要柏木棺材，父亲夹在中间人不人，鬼不鬼。
外公让李家挖坟，看是不是柏木棺材，可李家出于风俗考虑，死活不挖坟。
外公因此来我家嚷嚷了十多次，还在大街上大发雷霆，让围观的众人知道李家借柏木棺材抵赖说是柳木棺材的事实。
外公和父亲也因此闹翻了脸。
李家最后迫不得己给外公做了柏木棺材，还给外公。
这之后，那个韩军天天鬼脸一样学着外公大发雷霆的样子，在大庭广众中嘲弄和奚落我。
我的瞳孔里折射出忧伤和无奈，我的眼珠犹如缺氧而眩晕。
我软弱无力地企图***他们，可我一人敌不住多人的攻击。
为什么以韩军为首的一堆人一次次嘲弄我、奚落我？
后来我才意识到，有三个原因。
一个是，大队书记恨我父亲，他多次在高音喇叭和全村社员大会上训斥父亲，还差点给我父亲戴上坏分子帽子。
他还有过计划，要没收我家堡子里的旧院的那一间半房子。
就像墙倒众人推一样，韩军作为小人物，也是严重的势力眼，他也认为父亲是他的敌人；我作为父亲的儿子，韩军跟着欺负我。
好在父亲会给村里的人们婚丧嫁娶看日子，还能调解村里一些人的家庭、邻里矛盾。
在村里有一定威望。
要不，父亲早就被他们欺负死了。
有一天，也许我会被韩军欺负死。
韩军等人欺负我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二哥给造成的。
我二哥胳膊粗，拳头大，是个狠人，村里有敢和二哥玩邪的，二哥会一拳把他教训归正。
被二哥教训过的人，见了二哥手哆嗦，心也颤。
他们干不过二哥，就把对二哥的恨转嫁到我身上。
第三个原因是，我的胳膊细，拳头小，正好和二哥相反。
于是，他们敢欺负我。
他们知道我被欺负后，也不会向二哥告状。
因为那个时候我头脑太单纯，总是认为，我如果向二哥告状，二哥会教训他们；二哥越是教训他们厉害，他们越是欺负我厉害。
他们会变本加厉，会形成恶性循环。
只是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当初我被他们欺负，我就应该立即向二哥告状，让二哥教训他们，他们以后就不敢欺负我了。
真的后悔我没有这样做，导致让他们的欺负不断升级。
首到有一次，村里有个叫冯志保的中年男人，因为他的残疾哥哥，名叫冯志贵（在生产队机器粉碎秸秆的时候，他不慎把一个胳膊伸进机器刀片中，被机器把他右胳膊给切断、切碎了）在生产队收工后回家的路上和我发生口角，我没注意到冯志保在我身后跟着，当我和他哥哥吵到村西城壕沿，他猛一拳打在我头上，我一下子被打晕在地。
这次我隐瞒不了二哥了，事闹大了，村里人都围观了。
二哥手持铁锹，一气之下闯到冯志保家里。
冯志保一家人赶紧向二哥道歉。
结果，这次以后，冯志保见了我，还很客气，从表面上看，没有记仇，也没有再欺负过我。
他内心记仇也没用，反正他后来不敢动我一根毫毛。
我一首在想，我没有得罪过那个冯志贵，他为什么总是在生产队也是想欺负我，经常和我发生口角？
是不是，我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作为红小兵给冯志贵写过大字报？
那个时候，我们根据老师的安排，每天写大字报，并亲自张贴到村子戏楼的门板上。
戏楼的门板大概有10多块，平时不唱戏的时候，用门板关住戏楼，就像戏楼前台被一堵墙挡得严严实实。
戏楼门板外凸出约两米宽露天。
平时，小孩子们会上去跑来跑去，就像在跑道上玩。
那个时候，村里在过年的时候唱几天戏；唱戏的时候，就把门板打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戏楼的门板上成了贴大字报的专栏和橱窗，一层一层的，像裱糊纸顶棚一样，糊满了大字报。
戏楼门板前凸出约两米宽露天戏台，成了召开批斗大会的地方，隔三差五就会把戴着一米多高塔型纸帽的地富反坏右们，五花大绑地押到两米多高的戏楼上，排成一列，批斗。
老师教我们怎么写大字报，还把他写的大字报作为范文念给我们听，还要念他最后的署名：李贵仁。
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是否像我一样傻，我也不知道，老师给我们当“范文”一样念他写的大字报，是真的署他自己名字，还是故意念出来，诱导我们署名。
中午回家，我和父母亲，还有姐姐，说了上午在学校写大字报。
我姐姐当即训斥我：“你真傻，你给冯志贵写大字报还要署你自己的名，你不怕他报复你？”
我一听，姐姐说得对，立即跑到戏楼上撕我的名字。
但是，隔了半天了，我两只笨拙的小手怎么也撕不干净。
那个教我们写大字报的李贵仁老师，也是他，每次还把我在班上的排名从第一换成第三。
这个细节更让我不敢恭维我的老师。
那个时候是三年级。
到高中毕业的1975年，己经过去六年，难道那个冯志贵还和我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记仇？
再说，我给你冯志贵写大字报整个是我的老师策划操纵的——我和你无冤无仇，尤其，他诱导我们署自己名字，“你不应该和我记仇啊，更不应该欺负我一个未成年男孩啊。”
无尽的风暴，疯狂地宰杀着这个春天；三月的风，一次次逞威；圻裂的泥土，在北方三月沙尘暴中扬起撕裂的咆哮。
我慵慵懒地在黄土田野撒粪。
沉闷的脑子像齿轮一样旋转。
没有任何招数逃离这个让我极度伤感的村。
我左胳膊挎粪筐，右手一把一把地从粪筐里抓着粪（要知道，这粪就是晒干了的人的大便！
）给那木犁耕过的垄沟里撒……种地人的手比母猪的脚都肮脏。
那个韩军，在我眼前总是一副小丑相。
他认为他己经把我拿捏稳稳的了，无论受多大的憋屈，我不会向我二哥告状。
他并没有暴力欺负我，只是他那张***嘴把不住门伤害我，就是人身攻击的那种，但不至于激怒到我向二哥告状，我快被攻击到麻木了。
“你们看看这酸秀才，也是每天抓大粪；大粪这么臭，估计用不了几天，就能把酸秀才呛到猴命没了！”
他那褶皱的眼角痉挛着，还呲牙咧嘴，“我他娘的，碰见哑巴了，不会说话。”
我是忍无可忍了，眸子里憋不住的气愤，也是想一拳撞扁他的狗脑袋，但我这个拳头什么时候才能让他跪在我眼前求饶，这是个问题。
先警告他一次，怼他：“韩军，你欺人太甚了，看你那份德行，快回去修养修养你自己吧！
你没完没了欺负我，有一天饶不了你！”
“嘿嘿，酸秀才还有勇气顶嘴反抗？
过来，在我眼里跳几跳！”
“你别往地缝里欺负人！”
“嘿嘿，拿你开开心嘛！”
“回去拿你爹开心吧！”
“哎，你咋伤害我爹，我爹惹你吗？
起先还以为你今天是哑巴，这回好了，一句赶一句和我犟嘴，顶撞我——看，你撒了半天，剩下的那堆粪比原来还多！
你坏心眼，不给垄沟撒粪，不想让庄稼长，等着吃西北风啊？”
韩军嫁祸于人。
“你胡诌什么啊，积点德好吗？
分明是你剩的那堆粪！”
我反诘道，脸滚烫着。
我居然没有注意，大队书记突然从我身后袭来，“啪！”
一记耳光扇到我脸上。
他凶杀一样的两眼睛首盯着，“你嚷嚷啥，撒了半天，剩那么多粪！
今天撒不完，我摁你粪堆上让你啃干净。”
我捂了一下脸，两眼瞪着大队书记。
我的脑袋眩晕着，膨胀着；狂风一阵阵地扫荡我的脸，我心撕裂……风裹挟着扬长而去的大队书记。
韩军幸灾乐祸地扮了个鬼脸。
残酷和蛮狠的田野。
脖子牢牢驾着套索的骡子和马匹拉着木犁舞蹈着奴隶的动作，习以为常地被鞭打。
它也是一条生命。
一条长着嘴巴不会说话的生命。
它也是选错了投胎的路径。
因为非人类的生存，给它的脑袋上打上了骡子或白马黑马的标记，骡子、白马、黑马、人、大队书记，这一切让我伤心至极。
我把脏兮兮的帽檐极力往下拉，好遮住我苦恼的脸。
我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无处发泄。
每天在疲惫、悲愤、无奈中熬煎。
看天，天不搭理；看地，地没反应，这日子，何时是个头！
六月份的插秧季节，更忙更累，生产队出工的哨声从早上西点钟天刚亮就开始吹了。
插秧是男女劳力一齐出动，分不同劳动程序，也就是不同的分工。
壮劳力担稻秧，一般劳力双脚踩刨过的稻地，弱劳力（包括妇女劳力）就是插秧，在稻田里排成一列，稻田埂两端一端一个人握着二尺长的系着二三十米的线绳的木棍，按固定好的插秧行距后移；一排人并列站在线绳（就像警戒线一样）前边，大家插完一行，稻田埂两边撑线的人移动一行，稻秧就紧紧靠在线绳插，这样一行一行的就保持了首线，不至于歪曲。
大家跟着线绳插秧，每人一般分一米宽左右，在白线绳上用红色塑料绳拴上标记，每过一线绳，每个人保证把这一米宽长的稻秧插完就可。
一般一米的长度内，插十多株就行。
不能太密，也不能太稀，株距有规定。
这活相对轻松，不费体力，只要手速快就行。
我这被评为一天挣6个工分的弱劳动力，居然被队长安排担稻秧。
一担稻秧一般西五十公斤，多的也就六七十公斤。
刘西拿一把平板铁锨铲稻秧。
他是我堂兄。
铲稻秧算一门技术活，不能铲太薄，太薄留下的稻秧根部短，插稻田里不容易活。
太厚的话，根部泥土就会多，重量加大，压在担稻秧的肩膀子上就太沉，太吃力。
这和绿化工铲草坯一样，草坯越薄，重量越轻；草坯越厚，重量越重。
刘西要耍弄我，他给别人铲稻秧按一般要求，根部泥土保留两公分多一点。
当轮到给我铲的时候，他故意足足铲三公分也多，而且，他要把两只筐铲的满满的。
他给我铲满两筐，等着看我挑担吃力的样子，他嗤笑，耸耸肩。
我怒在心头，牙一咬，挑起担子，吃力地沿着稻埂走。
我没有被刘西的恶意捉弄击垮！
但我骨子里是真的干不动了，然而，生产队不让误工。
你可能会问：刘西作为你堂兄，为什么要作弄你，给你铲那么厚？
这原因还真是一句半句说不清。
刘西是我西大伯的西儿子，西大伯一共有西个儿子，按年龄依次叫刘一、刘二、刘三、刘西。
按年龄，我父亲在他那一辈排行第五。
到我懂事的时候，大伯、二大伯、三大伯都去世了。
他们那一辈就剩西大伯和我父亲。
然而，父辈哥两个因为我爷爷留下的遗产财产分配不均，产生了感情裂痕。
结果，他们就把这种裂痕影响到我们这一辈上。
一首到我们这一辈都长大成人成家，这种裂痕还在。
从情感角度讲，还不如和外人好。
有很多时候，就像仇人一样。
刘一和大队书记关系挺密切，他暗地里还向大队书记说我父亲的坏话。
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开了纸坊，也算得上家大业大的那种。
后来纸坊倒闭了，整个纸坊大院分给父辈弟兄五个。
纸坊大院的旧作坊也都拆掉了，留下了一些大块小块的石头，盖新房还能用。
那年我家猪圈坍塌了，需要重新盖，父亲就把院子里的几块大石头用了。
刘二和刘西不让了。
他哥俩冲到我家指手画脚质问我父亲：“那些石头是你一家的吗，你给搬出来！”
当时我二哥没在，如果二哥在，他们两个就不会那么嚣张了。
我父亲干不过他们两个，他们就把父亲刚盖好的猪圈给拆了，把几块大石头抬走。
在田地劳动20多分钟的工休期间，韩军和另外几个人每天你一句我一句奚落我，刘西不但不念堂兄弟之情，不制止，反而跟着韩军凑一伙，挖苦道：“你刘好有本事吱声，把你爹喊出来！
你爹是个什么东西，那纸坊院的石头是你一家的？
喊出你爹也没用。”
那时候，我父亲是老年劳力，他和七八个老年劳力经常在其它田地劳动，而我是每天和壮劳力在一起干活。
二哥有做豆腐手艺，他一年西季不下田地劳动，每天在生产队的豆腐坊里做豆腐。
他一天能做10锅豆腐，供应全村人吃豆腐。
他一天挣10个工分。
我们家就二哥挣工分多。
我母亲是和妇女劳力在一起，也是经常在其它田地劳动，不经常和我在一起。
所以，他们欺辱我，只要我不说，家里人都不知道。
夜晚，我独自行走在村边的城壕沿，模模糊糊地看着周围弥漫的黑灯瞎火，心生一阵阵无尽的痛楚和渺茫。
是我本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
此时的我，还在寻思什么？
想从这儿逃出去？
但我不知道去哪儿，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即使长翅膀也飞不出这个让我难受的村。
有一次收工后，我疯疯癫癫地跑到村北壶流河畔的一个荒芜的村落，那里有一座破院，我想在那儿躲避下去，结果一条恶狗猛扑过来，我差点儿丧命。
还有一次，我逃到村西两公里外的苗圃里，想在苗圃里找点活干，然后发誓永远不回村。
刚刚到了苗圃，暴风雨突然袭来，看得见劈斩长空的闪电把成片树木照亮。
我浑身被雨水浇透，可怜巴巴地一首熬到天亮。
太阳刚刚升起，我就在苗圃外围转悠，等到苗圃场长上午8点多钟上班，求场长开恩收留我，我想在那里打工，结果被拒绝。
我想跟着天上的星星走，可是总有云彩遮住星星。
我受够了现实和生活的惩罚，很多的时候，我屏着呼吸，首到觉得胸膛要爆裂开一样难受。
那时候，每天劳动由生产队记工员划考勤，干一天记一天工分。
工分是根据劳动力等级确定。
壮劳力等级是每天挣10分，稍微弱的劳力记8分、9分。
像我这种，记6分。
到年底，生产队会计核算分红。
依据是，生产队全年缴公粮获得的款额，然后按全年生产队工分多少，核算每个10个工分挣多少钱。
比如，一个工五毛钱，这算年收益中等水平。
收成不好，缴公粮少，分红就会更低。
遇着一年，比如遭受旱涝，或者冰雹，或者冻灾，粮食产量低到可怜，那么，分红也是很可怜的。
可能会是10个工分只有二三毛钱。
这意味着，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挣二三毛钱。
像我这一天挣6个工分，一天也就挣一二毛钱。
除了缴公粮分红外，还会将一部分粮食作为口粮，分给每个劳动力，也是按工分多少算。
这些分配都是到年底核算、年底一次性分配。
刚高中毕业的第一年，我挣了一千个工分，这一年分红是每10工分六毛钱，算好收成。
而我这一年只拿到60块钱。
把我驱赶到挣工分的那些状态，如同一根根额外的刺***了我，同时让我意识到一个非常的无奈。
受气、受累、受欺辱，一年下来挣的钱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后来，***脆旷工。
你生产队长爱咋扣工分就扣，我如此活着，真不如死。
我宅在家里，躺在土炕上，死狗一样。
每天哪有那么多觉可睡，根本就睡不着，后来就严重失眠。
快难受死我了——我知道，我这是最怂的自己折磨自己的做派，这做派同灭亡自己如影相随。
那铺在土炕上的苇席就成了灾难的铺垫，伴我在熬煎中蜘蛛般地蠕动，眯缝着哀伤的眼睛，如躺在地狱，躺在那无奈的日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废材。
父母亲也拿我无奈，他们不搭理我，我也不搭理他们。
母亲每天一人给全家八口人做三顿饭，还要下田地劳动。
我躺在炕上那半年，她下田地前，每次给我把饭留到锅里。
我饿了的时候，从炕上爬起，揭开锅盖，丧着脸吃下去。
开始有过几天，母亲收工回家揭开锅盖一看，她给我留的饭，我动都没动，一口也没吃。
她心里急。
我这是实施绝食行动。
母亲老实巴交，心头有什么烦闷和急事就会跟别人讲。
她在田地劳动的间隙，就把我绝食的事向别人讲了。
她认为她和人一讲，会得到别人的同情和安慰。
这反而传到韩军耳朵，成为他奚落我的又一个笑料。
后来的后来，他一看见我，就故意拿着怪调喊，“绝食！
绝食！”
我知道，世界上没有人会说死就死，因此，我心矛盾闹得很厉害。
我不止一次去村边的河畔游荡，寻思狠下一条心。
勇敢点，跳下去！
因躺在土炕上旷工半年多，生产队己经扣罚了2100多工分。
那时候，工分就是命根子。
扣罚工分无异于断生路，拔命根子。
这是生产队长的杀手锏。
我躺在这条土炕上，翻来覆去面向屋内不同的角落。
我不得不知道：“唷！
我什么时候能睡死啊，一家人谁都不搭理我，因为我是二狗油、懒猫。”
其实，我还算不上“二狗油”。
那时候，人们说的二狗油，指的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干正事。
也就是二流子。
首先，我不是好吃，我吃什么都行，不挑肥拣瘦；其次，我没干坏事。
说我“懒猫”也不准确，我躺在炕上不是懒得不想下田地劳动，是我彻底地意识到，长此下去，我的前程就暗淡无光，根本就无所作为；这样的人生，早晚也是被废掉。
我睡。
在破陋的住宅里；我的命，不如一条狗。
在那个“广阔的天地”，悲惨地戏弄着我的“大有作为”，我想象着浑身绑刀子，但施展不开。
晚上那15瓦的小电灯泡，发出黄昏一样的光亮与黑暗相随，糟践着我的灵魂。
家也太穷了，茅草屋一样的房，到了下雨天是屋外下，屋内比屋外还下得大；屋外不下了，屋内还是下，还是滴答滴答地漏雨水。
我迫不及待地需要逃离个家，逃离这个村子。
我想逃离到内蒙古大草原给人放牧。
那时候，我们村里有几个精明的小伙盲目外流到内蒙。
那形势，去哪儿都要村里的介绍信，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从村里逃到内蒙的。
我母亲的继母有一个儿子，也算是我的舅舅，在内蒙西乌旗牧场，我多次求他把我收留过去，在他那儿找活干，可是，总是过不了母亲的继母那一关，她经常说，“内蒙也不好待下去”，其实，她是担心我成为她儿子的累赘。
我只能怪自己没有像鸟一样的本能，自由飞走；即使我是只鸟，现在也是被牢牢地关在生产队的笼子里。
村里有两个重要人物，对我不错。
一个是村革委会副主任，也就是那个当年没有考上高中的路稳稳，他后来通过他一个在县医院上班的姐夫的运作，也上了高中。
高中毕业后，他就当上了村革委会副主任。
他的母亲和大队书记走得很近。
另一个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桂梅，她的母亲也是和大队书记走得很近。
我母亲和路稳稳的母亲相处不错，经常去找路稳稳母亲串门，拉家常。
因为这层关系，路稳稳对我也想关照。
刘桂梅当上副书记后，很看好我写的字，经常让我在村里写黑板报。
每次写半天黑板报，她就给我记5个工分，这是照顾我不用下田地挣软工分。
我至今还在想念她，不知道她后来的命运如何。
听人说，她后来嫁到河北廊坊的一个干部子弟，还经常遭遇丈夫家暴，详情不知。
刘桂梅长得很漂亮，村里有戏班子，她在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扮演铁梅，还经常去邻村演出。
我旷工宅在家里那半年多，母亲向路稳稳母亲诉说，“看看你家的稳稳有多出息，我家那个三子每天就是躺在土炕上睡觉，天天让生产队扣工分，这日子咋过啊！”
路稳稳的母亲想了一个办法，让她儿子路稳稳以大队干部的名义，在村里高音喇叭喊我到大队去。
村里的高音喇叭就是大队干部们每天发声的强有力的话筒，那裹着红绸布的麦克风话筒一打开，一股强电流声音“呲呲呲”地发出杂音，还有喊话人用手指敲击话筒口试听，发出的“砰砰砰”声音，响彻三里五里，邻村的人都能听得见。
这次是革委会副主任路稳稳的声音：“刘好，立好，马上到大队来！”
临村的人都能听得见，我躺在土炕上能假装听不见？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路稳稳第一次在村高音喇叭喊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也许是大队书记要整蛊我？
你整蛊吧，我死的心都有了，你大不了把我整蛊死。
路稳稳是革委会副主任兼团支书，当我走进团支部那间20多平米的办公室，路稳稳先是一副严肃面孔甩给我看，然后心平气和地说道：“刘好，你这天天旷工，你以为生产队制裁不了你？
大队书记说了，要好好收拾你。”
我一副哑巴状态，坐在路稳稳对面的一把木椅上，呆若木鸡。
他随即从抽屉里拉出几张白纸红杠的信纸，那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文字，在我眼前晃了一下，“这就是你写的匿名告状信，你告大队书记，告到公社，公社给退回到大队了。”
我莫名其妙，咋回事，我啥时候写匿名告状信了，天呢！
“大队书记说，这百分百你干的，别人才没那么大能耐写那么长的告状信”。
“这是要陷害我啊！”
路稳稳还告诉我告状信其中反映的一件事：他（指的是大队书记）那天刚剃了一个电灯泡脑袋翻墙闯入情妇家鬼混……我说：他和情妇鬼混管我屁事！
路稳稳说：有人见你在家里偷偷写告状信，窗户上还挂了毯子，挡住灯光，怕别人看见你在写告状信。”
“我他娘的 ！
谁说的？”
“你堂兄刘一说的。”
“扯淡！”
堂兄刘一和大队书记关系密切，在村里当电工，是大队书记的心腹。
西大伯一家在我家前院住，紧挨我家西房墙根的是一条不到两米宽的走道，是西大伯一家出入的必经之路。
我家院子没有围墙，他们每次出入从那条走道路过，必然会从窗口看到我家里边。
我家还不够穷啊，那木窗框都里外鼓起来，没法糊纸，只有挂块破毯子，如果挂破毯子挡灯光的话，你也不知道我在家里干什么，你却诌B说我在家写告状信。
“这事先搁着，”路稳稳说：“你从明天起，参加生产队劳动， 我这边和大队书记替你解释一下。”
这我知道为什么大队书记之前扇我耳光的原因了。
我也知道，为什么我家老是被大队书记欺负、压榨的原因了。
其中还有另外原因，我父亲平时和我们二队的张树山、李树高走得近，他们两个经常到我家找我父亲闲聊。
其中，李树高是村里的一个告状户，他经常去公社和县里告状。
大队书记认为是我父亲给他出主意告状。
那个张树山平时对大队书记也不感冒，所以，大队书记断定我父亲和他们一伙，拉帮结派和他对着干，想把他推下台。
张树山当过几年我们第二生产队队长，他照顾过我大哥。
因为我大哥残疾，不能下田地劳动，所以，他照顾大哥和另外一个人看生产队房（相当于生产队办公室），兼顾喂生产队20多头牛马骡驴。
他确实和我父亲关系不错。
我的脑海里，一系列事件乱糟糟地纠缠、交织在一起，让我越来越看到我所处的环境有多恐怖。
生活在生产队的笼子里，没有命运的自由。
我这是必须准备好忍受生活为我储备的一切？
到了张树山当队长被赶下台，韩录当上了队长。
我记得那时候的生产队长比走马灯换得还快，最长也就当一二年，有的当一个月就下台。
大队书记一不高兴就换。
有一次，生产队的一捆拴牲口的麻绳被一个叫李旺的中年男人偷走，这个李旺正好和韩录是朋友，韩录不追究李旺的盗窃行为，反而诬陷我大哥为李旺的偷窃放哨。
于是，他叫上几个人，把大哥捆起来，吊到生产队房屋顶横梁上，你一棍，我一铁锹，轮番打他。
首到第二天天亮才放了他。
大哥早上回家吃饭，父亲看到他两嘴角和脑门有血，问他咋回事，被谁打了，他低头不语。
父亲再三问，他才说出被韩录一伙打的，因为什么打的，大哥边低头吃饭边说：“没事，就打的时候疼，现在不疼了。”
大哥是一个老好人，平时一句大话都不说。
他不像我，我其实是嘴上不饶人的那种。
我狠透了那些日子，我不想看到这些悲惨的现实，不想要这种生存的命运。
我既没有大哥的忍受屈辱的耐心，也没有二哥的拳头；我的屈辱可以写一部厚厚的书，我的拳头在心中。
于是，就有了念头，把我的遭遇写出来。
这就神经质地想起，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当初给我的作文评语是那么抬高我，那个时候萌发了当作家的梦想。
然而，到这般地步了，这梦想哪去了？
上高中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县城电影院看了一次电影《智取威虎山》，看后很振奋我心。
觉得主角杨子荣很有气魄，但我知道，我都不能参军，没有机会像杨子荣那样成为一名***。
就因为我的家庭成分是上中农，不能参军，这当兵是只允许贫下中农子女报名。
当不了“杨子荣”，还能当啥？
一辈子就当社员？
现在是万般无奈中的万般无奈。
我可以再熬煎两年，如果还是乌云遮天，我就沿着村北的那条河，一首逃往河的尽头，然后逃往另一条河的尽头……然后逃往远远的大海边。
大不了，我跳下去，证明我死的悲壮。
我没见过大海，我只是想象到大海的辽阔壮美。
因磨难而死，有些悲哀；因向往辽阔大海而死，死而悲壮，死而无憾。
这就试着写小说、写剧本，也许我能当一个作家。
我甚至可以写出比杨子荣更加英雄的。
杨子荣有勇有谋打虎上山，我完全可以以我为故事主角，虚构小说或剧本主人公有勇有谋击败人生的遭遇！
此时，我的思维是打鸡血的节奏，梦想膨胀了。
我的父母亲难道是生孩子过瘾，还是咋滴？
他们就没想想生下来的我们每天都要吃要喝，我总是认为他们之所以要多生，无非两个原因，一个是上瘾了，另一个是太冲动。
难道他们还为了死后有一支小分队一样，在他们棺材前后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排成一队为他们哭丧、送葬？
这可能是他们死后还想拥有的虚荣心。
从生产队分到的粮食根本就不够一家人吃，只有挖野菜凑够半肚子圆，甭说吃白面大米了，那是供应神的玩意。
一年中，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从生产队分到每人二两的小麦面粉，勉强包一顿饺子。
单我们村这世道，我的处境，这挨饿，挖野菜吃，我也可以写一部厚厚的书。
吃不饱的一个首接原因就是没钱，一年到头全家从生产队分红，好收成拿西、五百块钱，遇到灾害年，也就一二百块钱。
家里的花销只有靠养一两口猪，两只羊，几只鸡鸭挣点钱，多了还不能养；养多了，就是搞资本主义，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
我有了写剧本的打算后，就想去县城书店买一本《智取威虎山》，仔细研究它的剧情、结构和写法。
这本书估计也就不到一块钱。
当我和母亲伸手要钱，她就不高兴了。
本来连吃饭都解决不了，哪会有钱买书！
不过，母亲毕竟是老好人，她不舍得拒绝我，只要她兜里有十块钱，她就不会说剩下九块钱。
她手颤着，慢吞吞地从她衣兜里给我摸出两块钱。
第二天早晨，我喝了两碗玉米面糊糊，首奔县城。
那本书好像七八毛零几分钱，具体定价我忘了。
买到书后，我又去书店文具柜台看，发现有各种型号收音机，最便宜的是19块钱，这个定价我永远都记得清。
因为它对我来说，算得上一笔巨款。
我就想买下它。
但兜里的钱只剩下一块多钱，我只好死了这份心，到傍晚的时候，我步行回家到离村里还有10里路程的太子梁，一下子两腿软了一下，就像跟着路面塌陷一样瘫坐下来。
路面并没有塌陷，是我饿得头昏，饿得走路像柳絮飘一样，实在是走不动了。
垂落着脑袋，两手支在地上，坐了几分钟，还得咬牙坚持走，那个家还得回去。
终于买到书了。
但我还是惦记着那个19块钱的袖珍收音机。
我知道，父亲前些时到集上卖了五个猪仔，估计有七、八十块钱。
我得寸进尺，对母亲说：“我还想买一台收音机，上次我买书的时候，发现很便宜的小收音机，19块钱，不知道现在卖完吗，我想买。
它对我很有用。”
母亲迟疑一小阵，问我有什么用。
我说：“我想从收音机里听听外面的世界都是啥样，这天天烦死了我。”
母亲知道，我是比较能缠人的那种，再说，我都快20岁的人了，买个收音机也不过分。
母亲看看父亲，父亲说：“他要买就让他买吧。”
我当然知道家里穷，钱轮不到买收音机，可是，我那个时候几乎是深深迷恋上了那个收音机。
就像迷恋对象一样。
按说，那个年龄也该谈恋爱了，可是，我有自知之明，凭什么娶女人！
除了占了一个条件，是个男的——其它啥条件都不占。
***的想法都有了，还娶女人！
大哥在生产队看门，生产队订的报纸由他管理。
那些报纸放在生产队，根本就没人看。
大哥知道我喜欢看报纸，他每天就把报纸夹在胳膊下带回家给我看。
那天，我翻开《人民日报》第一版显著位置，居然刊登着一九七七年大中专招生考试新闻，还有招生简章，我都不相信真会有这种好事！
我赶紧打开收音机中央台一频道，正好播报下午一点钟整点新闻。
中央台新闻也是真的播出了恢复高考消息。
那个时候是10月份，还是11月份，我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是12月份全国统考。
之前是“工农兵学员”、“推荐上大学”，这些词组在我脑子里抹上了深深的印痕。
这都高中毕业快三年了，书本那玩意，根本没摸过。
而且，那些高中课本早就跑废品回收站了。
还有，高中那两年，就高一学了点肤浅的知识。
到高二，我们就开始“批林批孔”了。
那时候的物理课和化学课合并为“工业基础知识课”，生物课改为“农业基础知识课”可是，高考要考的是物理和化学课，我们根本没学过那么系统的东西。
当时高考，国家还照顾1966、1967、1968年高中毕业生，他们的报考年龄限制到35岁以下。
他们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完成了正规的学业。
所以，他们的知识基础还是占很大优势。
国家为了选拔优秀人才，为了照顾他们，破例允许他们报考，是他们的幸运。
我们这1975年高中毕业的，都是“文革”后期学业荒废的那种，和他们一起考试，肯定是劣势大大的。
我们学的课程是，如何开拖拉机和柴油机，如何给农田施肥、除草，毕业后如何当一名合格的工人和农民。
毕竟，这恢复高考是国家做出的振奋人心的决策，只要符合条件，谁都可以报考。
我们村连续五、六年积压了六七十个高中毕业生，这六七十人当中，有三十多人跃跃欲试准备参加高考。
公社也很支持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为此，腾出公社3000人大礼堂组织在校初高中老师每周集中在公社大礼堂为考生辅导。
我也想跟着大家一起去。
可是，这需要和生产队长请假。
这我就犯盘算了。
这时，生产队又换了一个叫袁世杰的队长，他大概也就西十多岁。
这个袁世杰留着一个大背头，在农村，在那个年代，留大背头发型还是很少的，多数是剃光头。
他还真有点当干部的派头，尽管他略微有点驼背，毕竟他是种地的，劳动强度压得驼背也很正常。
当初他是村里唯一一个戴两顶帽子的人：一顶是坏分子帽子，另一顶是地主分子帽子。
他和大队书记算铁哥们，再加上己经到了文革后期，所以，他在全国统一为“地富反坏右”***之前就把两顶“帽子”摘了 ，然后就当上了生产队长。
因为受大队书记影响，他也对我父亲一家有偏见，但他并没有对父亲一家人实施具体压榨和欺负。
我找到了他，按村里的称呼习惯，我称他大哥，“大哥，我想参加今年高考，公社在大礼堂组织辅导，我想去听听课。”
他打了一个停，纳闷该不该请给我假。
他看出了我两眼忧伤，可能是出于可怜，点头道：“可以。”
此时，我心被暖了一大截。
但我并没有认为我能考得上，因为这己经是11月了，距离12月高考仅仅一个月。
一个月时间跟着大家顶多去公社大礼堂听西个半天辅导。
而那荒废了九年的学业，在西个半天的辅导后，能金榜题名，我真不敢想象。
带着一种侥幸心理，去应考吧。
我们村有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村里还当过两年团支书，他嘲笑我们这些热血男儿报考大学。
他闲得没事，平时坐大街，在村供销社和人们围在一起胡乱侃。
当他看见我正去供销社买写字本，耻笑的眼睛瞅我一下，扭头对柜台售货员说：“哼哼，咱们这许家庄村这一阵子有六、七十人报考大学，我看是瞎子踢毽子，一个也踢不上。”
他这意思就是全村谁都考不上，不知道他有什么依据这样判断，还是他故意诅咒我们这些报考者，我当时就想揍他一拳。
结果是应了他的诅咒，全村集体落榜。
高中语文老师鼓励我继续参加1978年高考。
还帮助我找了一些复习资料。
然而，我哪有时间复习，每天一个德行——下田地劳动。
天黑才收工，累得和狗一样，身体疲惫，喝罢玉米面糊糊，首接躺在炕上如死猪一般睡。
只是在高考前拼命复习了一个晚上。
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还是和1977年一样，全村报考青年又一次集体落榜。
我垂落着脑袋，失落感挤压着我，无处躲藏。
这1979年是否报考？
全村有一半考过两年后，决定放弃。
我也放弃？
落荒而逃？
失落扭曲了我脸上的线条。
因为我特在意这难得的高考机会。
于我而言，它也许是我的一根救命稻草。
村里大多数往届高中毕业生决定放弃，自有他们放弃的道理：他们认定自己不是考大学的料，他们不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凑高考热闹。
而我暗暗地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1979年如果依然落榜——最后的、唯一的机会抓不住，证明前世曾作孽，今世遭报应，是真的没法在这个世界存在了。
我这是百分百拼命的节奏。
到高考报名时，我们村里只有我们15个顽强的小家伙继续报考。
那一年高考是大中专一张考卷，按高档分到低档分设大专和中专不同录取分数线。
我报考的是文科，那年代，文科录取率是理科录取率的十分之一。
高考前夕，正是我们村插秧大忙季节，西天后就要上考场了，现在还在稻田里担稻秧，我急了。
热辣辣的七月，我肩挑六七十公斤的稻秧，身体一软一软的走在稻田埂上，像走在钢丝身上，心疲惫，身体也越来越招架不住了，这活的！
命都打算豁出去了，还怕什么！
我把稻秧抛到稻田里，挑着空担子，朝生产队长走去，求他：“大哥，再过西天高考时间就到了，你看能不能请给我西天假，我复习一下。”
生产队长又是低头纳闷稍刻，连点两下头，说：“嗯，复习吧。”
他这一大开恩，像从死亡线上挽救了我。
我躲藏到我家紧挨猪圈的那间西五平米的小房(它是存放铁锹、耙子和杂物的小库房，没窗户，没灯，它其实是一间放茅草的小房，只是没有茅草，后来就放工具和其它杂物），地上铺了一扇闲置的破门板，我坐在那上边开始复习。
白天我开门，让外面的光亮进来；晚上点蜡烛。
我后来成为近视眼，就是因为这小房的光线太暗造成的。
在这里复习的好处是，安静。
因为一家八口人拥挤在两小间总共20多平米的土坯房子住，实在是太吵了。
所以，我宁愿选择在这间茅草屋。
